“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与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与社会学”研讨会综述●青连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与社会学”为主题的１９９８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最近在福建省福清市举行。现将会议关于农村社会问题和国有企业下岗再就业问题这两个主要议题综述如下。一、当前中国农村的...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城市社区管理与城市社会稳定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亲密的关系或共同的东西,在社会学中,它通常指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指我国城市中以街道和居委会为依托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城市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系统中,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社区秩序的好坏、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归根到底取决于城市社区的管理。城市社区保持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     

“一国两区”与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

“一国两区”是现阶段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的法律与政治定位。“一国两区”的主张在台湾社会引起的争议与对立说明：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仍是台湾社会高度敏感与分歧的政治议题，在蓝绿对立的政治格局下台湾社会难以形成对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共识。以“一国两区”架构解决两岸政治定位具有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兼谈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本质的批判,强调“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注重回归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提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对立是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主张通过“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延长线上的丰富与发展。本文从马克思提出的本源共同体三种形式谈起,聚焦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进一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历史上的民间组织与中国“社会“分析

本文考察了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历史,指出中国民间结社的互助互利性、非权利性、救济性慈善等特征。文章进而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发生和观念形成,分析伦理秩序格局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本文指出,这一特征的核心意义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私”、“公”之对立、取舍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官”、“民”之上下、包纳关系。这两种关系通过“公”与“官”的等价模糊了社会的群体空间。     

中国社会改革与社会学发展研讨会综述

1987年11月25日至29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日报理论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等八个单位在贵阳联合举办了“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学的发展研讨会”。与会代表就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与整体发展和社会学的自身建设两个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从社区与社区警务的关系谈新的警务观念

社区指由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社区警务是指以社区为范围,以警民联手协作为手段,通过立足社区,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以社会为主体的预防与控制网络,有效维护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警务关系。社区与社区警务的关系是经济市场化导致社会组织社区化的必然的政治关系。必须树立新的警务观念,即定位在积极预防思路上的社区警务依托于警察与公众的合作和配合,警察由此从“反犯罪战士”的单一角色转变为“战士”与“服务员”的双重角色。     

产权社会学：社会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一种新趋向

既往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讨论多集中在历史脉络和经典文本之上，从转型中的“产权问题”出发，透过产权分析的社会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的路径和方向。中国改革以来产权变迁的整体进程呈现为一种“产权连续谱”，在同一体制，甚至同一组织框架内，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等多重产权形态的并存互融构成中国产权实践的重要特征。产权社会学强调产权是对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产权界定的社会合约性以及多维度性，为解释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原点的中国产权变革进程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也是对产权经济学视角的一种重要补充。     

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文章归纳了空间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经典社会学家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经由齐美尔、韦伯、芝加哥学派、列斐伏尔、桑德斯、卡斯特、哈维、索亚、戈特德纳、福柯和吉登斯等著名社会学家的论述，空间视域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作者借鉴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从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个方面对转型中国社会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论环境问题报道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博弈

真实反映环境问题，是记者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但地方政府一旦将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作为对立关系时，环境问题的报道必然影响到地方的局部利益与“政绩”，由此产生了记者“对事”，地方保护主义者“对人”的另一种“对立关系”。本文就如何避免和解决这种“悬殊”博弈作出全面了分析，论述了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形式与成因以其对策，阐述了记者必须是敢于承当党和人民“代言人”，并提出了环境问题报道所应遵循的原则。     

统筹共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治理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广博胸襟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红绿”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道德命题与新发展道路相结合,实现了从此前承袭西方绿色话语“跟着讲”发展到如今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接着讲”和结合当代中国实践语境“自己讲”。作为原创性思想与变革性实践的有机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系统思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统筹城乡区域陆海关系的空间环境正义以及洞悉全球生态危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阐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生性向度,为破解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寻求人类社会永续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武器与制胜法宝。在以统筹共治为核心的治理逻辑牵引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治理的辩证关系,顺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努力到行政系统外部找资源--关于新时期社区工作的思考

社区工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项工作的推进隐含着多方面的变革。新时期的社区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武器,把着眼点放在引导居民自治上,放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上,放在到行政系统外部找资源上,只有这样社区改革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才能与时俱进创新基层的管理体制。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计划经济下的人是“单位人”,单位包干制使干部职工的社会活动方式很少与社会发生联系,政府干了许多不应该干的事情,也养成了群众对政府的依赖习惯。体制改革把人们的各种关系归属到社区,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包干制中走出来,从依靠…     

犯罪社会学

犯罪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犯罪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犯罪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对象，从犯罪社会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围绕人类社会行为的微观环境与宏观环境展开犯罪问题的研究。全书共分10章，主要分析了犯罪的社会学内涵，犯罪的社会根源，犯罪的社会原因，犯罪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社区等人的直接生活环境的关系，探讨了社会制度、     

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述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部邀集在京的部分社会学家,于11月6日举行了“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是1891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聚徒讲授“群学”,亦称“人群学”,这标志着社会学传入中国。从这一年起,社会学在我国历经曲折的道路,毁毁誉誉,目前已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