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风险投资模式形成的历史考察:以“VC宪章”为中心

在发展主义的政策范式下,为了能使民间风险投资公司的成立合法化,且又要遵守垄断禁止法禁止成立持股公司的原则,并防止与中小企业政策产生矛盾,日本公平委员会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出台了"VC宪章"。"VC宪章"使日本大金融机构、大企业出资成立风险投资公司成为可能,并为风险投资三方主体间的交易提供了治理框架,约束了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成为了日本传统风险投资模式的制度起点。     

中日美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对比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现代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焦点 ,而对高技术产业起促进作用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其重要性日益凸现。美国作为风险投资的发源地 ,也是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国家 ,其成功的经验 (如“硅谷”模式 )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样板 ;日本的风险投资业发展仅次于美国 ,是风险投资的第二大国 ,其风险投资机制的确立和发展 ,成就了日本“技术强国”的梦想 ,因此 ,分析与比较美日两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模式和特征 ,对于刚刚起步的我国风险投资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一、中日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1 .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历程美国…     

日本商业银行风险投资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其特有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其发展已历经两次兴衰,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兴盛发展期,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国与日本在社会文化及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商业银行参与风险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日本企业雇佣体系的适应性演进——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

对于日本企业雇佣体系的演进问题,以组织行为的微观视角分析,能够更充分地解释其演进动因与机制。日本传统的雇佣体系通过资源支持、长期激励、组织协调三种机制支持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企业雇佣体系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优势与劣势,并面临着新的机会与威胁。在此情况下,日本企业雇佣体系发生了多方面变革:雇佣形式多样化、招聘策略多元化、培训开发市场化、组织信息交流网络化、工作方式弹性化、激励基础业绩化、组织文化融合化等。这显示出其"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增强的演进趋势。新的雇佣体系又面临着怎样保持原有组织优势,以及如何与新内容耦合培育新优势的问题。     

日本科技中介机构的运行机制及其启示——以JST为例

拥有众多的科技中介机构,是日本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促进新技术开发的主要力量。本文即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为例,对其法律支撑体系、主要职能和组织框架、运行机制、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试作剖析,同时指出,作为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核心实施机构,JST的组织框架、运营模式及经费使用和管理等,对于我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加速科研成果研发和转化以及加强科技中介的立法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日本“国家正常化”与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

战后,由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美国占领当局直接主导了日本的非法西斯化改革,日本的对外政策也被纳入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框架内。正因如此,战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进程与美国的亚洲地缘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日本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哨兵,日本在"旧金山体制"下获得"独立"和国际空间。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战略,日本乘机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扩展自主权。尤其进入21世纪,日本通过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近年来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日本借机加快修宪活动和军事"解禁",加速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步伐。     

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深度交互下超智慧社会构建——日本的战略演进与机制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日本借力新科技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应对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战略布局来看,日本20多年来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成效逐步释放。围绕"超智慧社会"构建,日本的制度创新机制进一步聚焦在产业再造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可持续目标,并表现出更强的政策协同性。吸收日本的经验教训,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加快推动中国实现由"跟随者"向"领跑者"的跨越发展。     

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

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不能不面对领导权的问题。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多元化,决定了该地区合作进程中领导权问题的特殊性。目前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主导权)现状是小国主导模式(东盟模式)。本文笔者对可能存在的美国领导模式、日本领导模式、中国领导模式、中日合作领导模式等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提出了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承认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有利于实现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能够调动中等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依靠美国：日本解决领土纠纷问题之路——原贵美惠对东北亚领土纠纷问题的主要观点

自称日本＂海外＂学者原贵美惠近几年发表了许多有关东亚领土纠纷问题研究成果,引起学界关注。作者提出东亚地区领土纠纷问题出现,都与美国战后主导《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有关,是美国设置于有关国家之间的＂楔子＂,便于美国实施未来亚太战略。关于东亚领土纠纷问题如何解决,作者提出采用奥兰群岛模式,在多国框架内解决等。笔者认为,原贵美惠的研究成果确实比较新异,但并未脱离日本学者局限,依靠美国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是日本朝野上下的共同选择。     

论日本创新型国家发展模式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它对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创新的相关论说，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借鉴。从日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具有的优势进行研究，并从多方位多角度去发现其具有的特点及意义来论证日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对我国建立创新型和谐社会国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从中考虑如何对未来我国发展模式的框架进行构建。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互动模式

本文以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主体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双向影响为线索,对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和影响制度变迁的政策原因进行了研究,试图探讨一种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政策选择模型。受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启发,本文强调了既有制度框架对转型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俄罗斯转型进入最初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的重要原因;又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期政策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这是实现制度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旧的制度框架一政策主体的互动→政策创新→制度供给→新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循环往复是转型时期“制度－政策”的双向作用机制。     

日本FTA战略论析

战后以来,日本曾长期奉行以"贸易立国"战略为指导、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的对外贸易政策,因为这一制度安排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日本对FTA和EPA的关注日渐升温,并逐步发展起一套系统、明确的FTA战略。从背景来看,其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向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就性质而言,FTA战略是日本在新时代的"贸易立国"战略。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克服多元官僚制的困境、重视日中FTA,是日本FTA战略不容回避的问题。     

探索决策研究的新思路——评《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大失败的心理学研究》

<正>在关于对外政策决策的诸多研究中,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并用于解释美国政府应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三个模式最为经典,也最具影响力。~②其中"理性行为模式"把决策看作是国家领导人代表国家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组织行为(或组织过程)模式"把决策看作是政府不同部门按照标准工作程序运作的产品,"官僚政治模式"将决策过程看作是代表不同部门的人根据部门利益讨价还价的结果。实际上,多数对外政策,特别是重要和敏感的对外政策,既不是一     

日本工业化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以财阀形成中的商法因素为中心

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通过有利于技术引进的制度创新,启动了日本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为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明治政府通过移植西方法制度编纂日本商法典。在家族主义思想影响下,明治立法者对西方公司法制度进行了有利于富商家族("财阀家族")维持家族财产总有制的适应性翻译。财阀利用商法规定的合名公司、合资公司与股份公司组织形态实现了向康采恩组织结构的演化,满足了财阀对家族财产总有与隔离风险的要求。商法为财阀家族加强对家业的控制提供了法律工具与保障。在商法的引导、保护与支持下,财阀的形成及其巨大化弥补了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启动工业化的两大短缺因素——资本原始积累与产业系统性的不足。日本财阀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对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尽管财阀制度降低了日本工业化的成本,但也不能忽略财阀制度的社会成本。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浅析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曾以高速增长著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丧失魅力。在日本经济增长绩效率变迁过程中,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的特点日本战后贸易政策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推行的是贸易立国政策,即初级阶段战略贸易政策。（2）从7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推行的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即高级阶段战略贸易政策。其中美国对日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变化,是影响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关键因素。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虽然受到国家,尤其是美国竞争战略…     

管理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的直接投资

本文分析了1985～1993年间美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挑战的应对。文章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创立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国家、国内以及国际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的应对之道。美国联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在对待日本直接投资方面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对联邦政府而言,保持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协调的相对获益考虑,是其对日本并购性直接投资采取严厉措施的主要原因.而对州及地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则是其欢迎日本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国际层面上,日美跨国公司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并由此在乌拉圭回合催生了国际直接投资制度。日美两国政府和各自的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国际制度来协调两国利益冲突,并通过建立国际性制度来扩展其利益。     

持久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外科技打击的策略辨析——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华为的案例比较

当前,中美之间围绕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持久博弈的明确趋势,为此,需要在战略层面深入研究美国科技打击的长期策略选择.20世纪八十年代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击,是目前为止展示持久博弈之下美国行为逻辑和战略选择最成功的案例,对该案例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当前美国对华科技压制的策略.对 日本半导体产业案例的分析表明,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具有参与者和体系维系者的双重角色,表面上以"倾销和贸易壁垒"问题和半导体协议为焦点,实际上采取"市场压缩"策略,即通过胁迫强制 日本产业直接退出全球市场和部分国内市场,迫使其进入"市场空间缩小—研发投入降低—技术实力下降—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对华为案例的分析表明,尽管短期来看,美国对华为采取了全新的供应链打击,与日本案例存在一定差异,但是长期来看,两者呈现明显的相似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美国表面上抛出"清洁网络"等议题,实质上采取"技术限制协同下的市场压缩"策略,试图在长时段内持续压缩华为的市场空间,使其陷入上述恶性循环,从而无法跟上全球产业技术持续演进的大潮而最终掉队.为此,政策应对需要高度重视市场空间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基础性作用.     

试论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

日本政党的"55年体制"于1993年崩溃后,现处在转型过程中.本文认为,促使转型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原有体制的"制度疲劳"和自民党统合能力的下降.在选举制度的影响下,日本政党体制已出现新"一党优位"体制的端倪:政党同质化导致政界总保守化;自民党作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性质日益明显;自民党与民主党相比,正表现出较强的自我革新能力和政策方向.     

战后初期日本解决能源供应危机的政策设计

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的供应危机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中最大的“瓶颈约束”。日本为确保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动力，选择了具有“国家管制”和“行政计划”特征的能源配置框架；确立了优先加强能源“量”的增产和供应而非“利润”和“效益”的政策目标；运用了行政约束、法律强制、精神动员等多元化的政策工具。日本舒缓和规避能源“瓶颈约束”的政策构想源于统制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