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以行政许可为视角

行政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确立的一项制度,它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对该制度作了专门规定,从而打破了过去一切事情由政府说了算的做法,真正体现了“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精神。然而,纵观《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许可听证的执行情况,却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诸如许可听证流于形式,代表产生不够民主且不够广泛,没有严格遵循听证的原则和制度等。本文从行政许可听证的重大意义入手,剖析其制度缺陷以及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试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以行政许可为视角

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听证制度作了专门规定,真正体现了"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精神。然而,纵观《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许可听证的执行情况,却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从行政许可听证的重大意义入手,剖析其制度缺陷以及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论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

行政许可听证制度是一项保障行政许可相对人发表意见、了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保护当事人民主权利的法律制度。探讨行政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和法理基础不仅是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要求,而且也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听证制度的现实需要。自然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和依法治国理论是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美国听证制度的依据源于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进一步完善我国听证制度就必须修正《宪法》第五十一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一款,并制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但目前我国行政听证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本文立足分析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缺陷,就如何建立高质量的行政听证制度提出了相应对策:更新观念;构建关于听证制度的立法体系;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完善听证代表制度;完善听证笔录制度;加强对行政听证程序的监督和救济。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之思考

在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中,行政听证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适用范围狭窄、听证形式单一、法律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是现阶段我国行政听证所表现出的主要缺陷.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听证表现出的前述缺陷提出了扩大其使用范围、采取多种形式等完善措施.     

行政听证在我国立法中的现状与完善

行政听证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 ,为现代各国广泛采用。我国目前已有立法、价格决策和行政处罚三种听证 ,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 ,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 ,本文仅就行政听证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就其完善提出了一些构想。     

论我国行政立法听证适用范围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是行政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保障。在我国,对于行政立法听证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尚存在着内容简单、主体单一、可操作性差等缺陷。我们要根据利益平衡、公正与效率兼顾、公开与保密相协调等原则,在听证方式、立法方式、申请主体、排除情形等方面完善我国对行政立法听证的适用范围的规定。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范围的缺陷及对策

我国行政听证范围立法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范围上的狭窄和表述上的模糊,究其原因有文化上的不相容、程序上的公正与行政效率的矛盾、听证理念的错位、听证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如果仅从立法技术上考量,建议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听证范围,听证的范围可扩充到听证申请人所有权利被疑受侵犯的领域和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     

听证制度中的正当程序原则

我国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处罚领域的听证会制度以来，又相继在1997年的《价格法》和2000年的《立法法》中将听证的范围扩展至政府定价行为领域和行政立法领域，而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则规定了行政许可管理领域的听证会制度。但是，毋庸讳言，听证制度作为我国法制史上的新生事物，     

对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思考

在行政立法大量涌现的今天，听证作为程序正义的体现，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西方国家在行政立法听证上已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而在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建设起步晚、发展还不完善。因此，需要在正确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发展行政立法听证制度，保障行政立法的民主性与合法性。     

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的法律性质研究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规定了环境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了“专项规划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听证”和“建设项目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听证会”两类制度。另外,在我国还有环境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并非上述意义上的“听证”,而是类似于英国“非法定听证”的一类新型听证。现阶段立法应规定,该类听证可以参照适用《暂行办法》,予以必要的立法规制。     

案卷主义的价值及其限制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是有关行政许可程序的规定,该规定适用于行政机关的任何听证行为。关于该条款规定的含义及其理由,有不同解释,比较通行的解释是,“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价格法以及一些法规、规章对听证程序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缺乏听证笔录对行政决定的约束力的规定,导致一些听证会听而不证,没有真正发挥听证会制度保护公民重大     

现行行政听证制度有立法缺陷

本文对我国在行政听证制度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通过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通过宪法、法律、司法解释、指导性判例这种制度体系,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及学界的协同努力,在我国建立起对公民权利的正当程序保护制度。缺少行政听证制度的统一规定正当程序保护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给予利益受到影响的行政相对方事前听证的权利。因此,听证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了公民受正当程序保护的程度。行政听证制度的立法,有集中化的立法模式和分散化的立法模式之分。集中化的立法模式是指将行政听证内容集中规…     

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行政听证是一项保障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利最重要、最关键的程序制度,在我国八年的尝试阶段,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诸如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行政立法听证流于形式、听证主持人员素质不高、举证责任不明确、对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保护不足、听证笔录的效力未作规定等问题。就其原因除立法本身不完善外,还有程序法治观念淡薄,听证程序适用的法制环境过差、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薄弱的法制现状等原因。     

浅析行政听证——兼论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行政听证是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产物,其涵义是“听取对方的意见”。我国已逐步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英国行政听证的理论基础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而正当程序原则构成美国行政听证的基石;在中国,行政听证理论上源自依法行政原则。在听证蕴涵的所有价值中,保障公民权利是其首要价值;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听证制度更深层次的价值即:节省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存在诸多立法上的缺陷,实践中也产生许多条文理解上的争议,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行政听证代表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行政听证代表是参与听证主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实践中,行政听证代表的作用并末得到体现,这种情况的产生,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即立法的不完善,遴选机制的不健全,也与整个社会民众的参与意识有关。在规范行政听证代表的遴选,构建具体制度时应明确行政听证代表遴选的原则、听证代表的构成、听证代表的资格、听证代表的权利义务、听证代表的法律责任以及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地位。     

试论行政许可法的听证制度

随着民主法治的参政意识、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要求直接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听证制度的产生不禁体现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中的听证制度,虽然较之行政处罚中的有所改进,但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应该扩大听证的范围,使听证形式多样化、限制听证的期限、建立行政许可听证的主持人制度。这样不断的发展完善行政许可的听证制度,才能更加适合我国现代化法制的发展和需要。     

美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探讨

行政立法听证是指行政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听取有关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制度。美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发展比较完善 ,其法理基础是美国宪法所确认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听证的方式有正式听证程序、非正式听证程序以及混合听证程序 ,但实践中常见的是混合听证程序。行政立法听证具有传播信息、宣传立法、协调利益关系以及安全阀的功能 ,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美国的法律和立法实践也确立了一些不实行听证的情形     

行政听证制度之法理思考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从听证制度的概念比较分析入手,探讨了行政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阐述了行政听证制度与行政法治化、民主行政和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从法理层面上揭示了听证制度存在的价值,以期对我国行政听证立法做些理性思考。     

行政许可撤销制度研究--以企业工商登记为例

行政许可撤销是针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一种纠错机制．与行政许可撤回、吊销在性质、适用条件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然而在我国立法中,却存在着行政许可撤销与撤回、吊销的混用或误用情形,并引发了行政许可实践的混乱。因此,必须在明确行政许可撤销与撤回、吊销界限的基础上,完善《行政许可法》的撤销条款,并注意发挥该条款对相关单行立法的统领作用,这样才能维持行政许可撤销制度的统一,进而释放该制度的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