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问责规制研究

行政决策的现状是失误多影响大,行政决策主体承担决策责任的少,行政决策无明确责任。其原因有行政决策未型式化,行政决策与责任不对应,问责困难等权力运行机制多方面因素。法治国家中一般行政决策权力分散行使,监督公开而全面。规范行政决策问责的对策是加强行政问责研究,借鉴法治国家中决策权力行使及监督经验,完善岗位问责、细化行政问责、加强其它配套问责方式,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以权力机关的问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这全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主要以行政问责主体为视角,系统阐述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现状、行政问责主体制度中权力机关问责力度不够、形同虚设以及成因,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借此不断强化权力机关监督、问责的力度,真正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问责方面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使行政问责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权力问责发展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问责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使行政问责经历了这样-个发展历程:从权力问责发展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制度的发展困境及解决对策

随着近年来城管行政执法过程中各类暴力事件的增加,城管行政执法制度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甚至该制度本身都受到了质疑。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城管行政执法机关在其权力来源的依据、权力主体资格、权力内容、权力行使程序和方式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与行政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地方。由此造成的合法性问题成为该制度的致命性缺陷。要根本解决城管行政执法制度的弊端,首先必须清除城管制度为权力服务的思想,树立法治理念,以法治精神指导其改革,在此基础上,加强立法,完善城管行政执法制度的法律规范,解决其合法性困境,以达到治本清源的效果。     

国外行政问责制度的比较分析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尚不成熟,本文在择要介绍各国行政问责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法治发达国家在行政问责方面的基本特点,归纳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以期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及立法借鉴。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主体是行政问责制的决定性要素。与西方相比,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在问责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问责效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在借鉴西方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优化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环境和完善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保障机制三个角度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旨在形成强大的权力监督体系,从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对策

行政问责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出发,在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的行政伦理审思

行政问责的伦理实践基础薄弱,食品生产者、监督者、消费者伦理失序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操作性差、惩罚性有限,是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效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安全体系,建立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机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加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失效的路径所在。     

论中国行政法治实现的保障机制--以孙志刚案件为例

探讨我国行政法治实现的有效保障机制行政权的宪法规制,是行政法治的宪政保障;行政法律规范的完善,是行政法治的法制保障;行政执法主体的进一步规范,是行政法治实现的组织保障;行政执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行政法治的理念保障;监督体系的完善,是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配套机制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行政法治的社会机制保障.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原则、方向与重点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加大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对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健全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必须坚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兼收并蓄当今世界各国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有益成果,顺应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的基本原则;必须将减少权力直接支配资源,优化权力配置结构,以法治规范权力运行,公开和民主监督权力,为权力行使注入道德血液等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实现途径;必须将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用好网络监督权力的平台,加强科技防范风险的能力,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需要突破的重点环节。     

试论依法行政内涵及其要求的嬗变

纵观法治发展史,依法行政的内涵及要求历经了古典依法行政—以法行政—法治行政的嬗变。考察这一演变历程,无疑对我国行政法治的建设,推进我国的依法行政工作有借鉴意义。从历史来看,中国和西方各国相比,没有古典依法行政的消极法治传统,缺乏制约权力的机制;也缺乏权力有限观念,行政权力处于积极的扩张状态。推进我国依法行政工作,必须确立法治行政理念。     

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也是政府自身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政府职能以及执法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突出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细化、强力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措施加以改进,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困境与出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启动以来,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仍然存在着严重困境,主要表现在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弹性过大和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其形成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不合理、权力责任不对等和法制建设不配套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现存的问题,走出困境,必须从营造“问责文化”,完善权责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监督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关于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责任定性不明晰、定量不合理,导致行政问责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有过轻无为、重"风暴"轻制度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过即无风险、"无为"胜"有为"的状态.研究如何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必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执行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建设法治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行政是构建和谐行政的根本保障。当前行政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障碍对构建和谐行政仍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依法行政观念淡薄;行政体制运行中存在诸多缺陷;行政执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矛盾等。因此,在促进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应实现治理理念与服务理念的和谐;执法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执法中"情、理、法"的和谐;执法过程与执法结果的和谐以及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的和谐。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建构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