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桥牌搭“桥”——访“桥牌皇后”杨小燕

听说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女士又一次抵京,我们就想找个机会采访她。但是,杨女士在北京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二点都有活动。经过多次联系,她答应周末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二月二日中午,我们依约在她下榻的建国饭店见到了她。“你们也没有吃饭吧,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好吗?因为我三点以后还要接待一位从澳大利亚来的朋友。”我们在她的热情招呼下在饭店的西餐厅坐定,开始我们的采访。     

“53岁退休”冲击养老制度

“提前退休可以看成是一种福利”,“还可以再找第二份工作, 收入并不降低”陈凡原是某国有企业的职工,虽然才 49岁,她已进入“退休”的第四个年头。现在,她每天在家照顾自己生病的母亲。“如果母亲身体好了,我还要再找份工作”陈凡对《瞭望新闻周刊》说。陈凡是众多“提前退休”(或称“内退”) 者中的一个。许许多多像陈凡这样的人, 既未达到国家法定的男职工年满60周岁、     

“尾巴”小议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我也是虔诚地跟着同行们一起在“夹尾巴”,“割尾巴”。但“痛定思痛”,有时总不免冷静下来,辩辩这“尾巴”的真义。 如果说,“尾巴”指的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或包袱,那么我从不否认,而且主张继续改造。因为不仅是知识分子,大家都有改造的必要。所不解者,是不许“翘     

范素云:我做事不是给人看的

当记者15年,像她这样的采访对象,从未遇见过:努力了整整一个下午,愣是没有撬开她的嘴。反反复复,她的话只有这么一句:“我做事, 不是给人看的,说出来, 就不美了。”     

“大道理管小道理”——访赵烽同志

电话接通了,传来了革命老前辈——赵烽同志温和而热情的话语:“你们要找我谈谈吗?欢迎。要谈什么?请出个题目让我考虑考虑。事先,请给我送几本《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来看看。”六月的一个下雨天,她在家里的书房兼客厅里接待了我们。只见这位年逾七十的老干部,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显示出她为人平易和热诚。我们坐下以后,赵烽同志乐呵呵地说,“我长期从事群众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感情哩!现在我退居二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老干部委员会副主任。去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筹备     

法拉齐一席话

也许是出于“旁观者清”、“兼听则明”,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曾有报家举办过“外国人看中国”的征文活动,其时,未知曾到过中国的意大利记者法拉齐这位外国人“对中国是何种观感”?然而前不久她再次来华说过的一席话,则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法拉齐曾于1980年来过中国,去年她第二次来华时,对采访她的中国记者说:“我这次来看到变化了的中国,看到了许多欢乐,     

唐凤雁:永不停步的“神奇”老人

正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想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而唐凤雁的人生格言是:我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因而我一直不停地走在上坡路上……在抚顺市的书画界,提起唐凤雁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她的书画作品究竟参加过多少次比赛和展览无人能说清楚,她所获得的各种奖项连她本人也数不清。的确,这是一位多才多艺、充满阳光的老人。随着记者的采访,一个强烈的感受呼之欲出:她是一个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神奇"老人,她的退休生活简直就是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景画"……     

“知识分子”如何不好?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民营企业的老板,在日常交往中经常说我是知识分子,或“你这个知识分子”。起初我听了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无非是说自己学历高一些,文化多一些。可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原来他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带贬义的。是与“书呆子”甚至“臭老九”为同义词。我终于明白了,说我是知识分子,无非是     

魏紫熙“三喜”

文采风流的千年古城——金陵,孕育着多少诗人画家。明末清初,生长或长期居住在南京的龚贤、樊圻、高岑、邹哲等八位著名画家,世称“金陵八家”。而当今中国画坛,也有一个“金陵画派”,著名画家魏紫熙便是其中一员健将。 象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魏紫熙也有一段坎坷经历。可是提起这些往事,他却风趣地对我说:“我被关进牛棚,还算不得真正的‘牛鬼蛇神’。因为没给我挂黑牌子。”而今,否极泰来,万象更新,人称魏老有“三喜”。哪“三喜”呢?一是古稀之年光荣入     

累也心甘

那天晚上,我疲惫不堪地坐在饭桌旁,面对热腾腾的饭菜毫无胃口。妻子一见就明白了,说一句:“搞政工的怎么还这么累?” 让我怎么回答呢?十年来,和我一道走上政工岗位的同志几乎改行改完了,每走一个我“累”一回。“累”过之后又觉得也许人家更适合于行政或者别的工作;而政工这一行也需要有人干,这是我的岗位,我不能走。 怎么能不累呢?每当分配奖金、评比先进时,“见困难要上、见荣誉要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之类平时教育别人的道理总在脑海中翻腾;自己生活中遇到困难、工作上遇到压力时,多少次已经动身去找上级领导,都在途中退了回来“你平时是怎样教育人家顾全大局、克服困难的?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好,你的道理又有什么说服力?”十多年来,我没有休过一次完整假期,没有在家渡过     

走近“那棵树”——访吉林市“十大青年杰出教师”何晶

前不久,历时近一年的“吉林市十大青年杰出教师”评比活动落下帷幕,民进会员、吉林市昌邑区艺术实验小学教导主任何晶喜获殊荣。带着敬意和探寻的冲动,我采访了她,试图揭开她成功的“秘密”。乍看上去,何晶略显瘦小文静,然而她的率真,却使我大感意外。采访过程中,我的心绪也随着她的话语起伏、延伸……     

从尊重事实开始

尊重人,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而尊重人,总是要先从尊重事实开始。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过去一些年月里,张海迪是新时期青年人学习的典型,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轻人都不会忘记那时对张海迪的各种报道。现在,张海迪和我们一样已人到中年,回过头来看那段逝去的岁月,对生活当然会有一种新的理解。最近北京某报对张海迪进行了一次采访,让人深思。记者问张:“1983年那么热火朝天宣传你,再冷静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感觉吧?” 张答:“当然身不由己,包括那时候发表我的一些日记和书信,我当时也很痛苦,不愿意自己的日记叫别人断章取义地那样去发表……其实,宣传我的那些年我一     

回忆毛主席在延安会见海伦·斯诺及其它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我在抗大二期十四队学习时,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告诉我说: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夫人要到前方去,需要有一个翻译,要我做这个工作,陪同她到山西前线去,随军采访、报导军民抗战情况。由于单独行军不方便,要我们同西北战地服务团一道走。     

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吗?——驳一种错误论调

不久前,有一位地区的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通“肺腑之言”。他说,“我接触过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说我是大学生,你是大学生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工人、农民就不行?都不行那天下是怎么打下来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我的入会故事

正上世纪90年代初,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单位里只有我一个研究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我一边当编辑,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慢慢地在写作上有了点小名气,在单位算是一个"知名人士"。隔壁办公室的老大姐经常来找我聊天,既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还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民进。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单位的民主党派都恢复了活动,但成员还不是很多,活动影响也比较有限,虽是隔壁办公室,我之前并不知道她是民主党派成员,而我自己对民主党派了     

一位作家生活中的几件小事——记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

早在去年初,民进浙江省委会就让我写民进会员、著名作家王旭烽的人物通讯。我当时感到很为难,这倒并非是我没有写过作家的专访文章,而恰恰是我们彼此间作为朋友实在太熟悉了。我们相识已近20年,对她的成长道路,她的刻苦写作、博览全书以及通过努力,成为作家中的佼佼者、一位有着较高水平的学者型作家的过程,我和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也曾多次受到感动,然而我深知她的做人原则,许多人来采访她,其实,她都是为了让他们完成任务而接受采访的,她的内心深处对此是颇不情愿的。她在许多年前就曾与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个人的成功不应是靠包装出来的,尤其作为一名     

“有关部门”在哪里

“有关部门”在哪里●北京姚玉成一位农家女在城里购买了化肥，到家经人鉴别后认定是假肥，于是跑到城里，上访了几个有关部门。没想到，这位农家女每到一个单位都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找有关部门去。”于是，她不得不在城里东跑西颠地找，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能断事的“有...     

她在用心灵歌唱

一九八三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成都部队年近花甲的女诗人杨星火的一种杂乱、急促的叩门声,敲开了我家的房门。我看见她两眼布满血丝、一脸倦色。我诧异了:星火大姐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从未见她为什么事发愁,今天是怎么啦? 请她坐定之后,我开门见山地问:“大姐,你这是怎么啦?”     

写字——《“插队”札记》之二

一个下雨天,生产队里开会。一个缠过足的老太太一颠一颠地走到我面前,悄悄地问我:“你会不会写字?”这问题问得奇怪,下乡的知识青年,怎么可能不会写字。不过看老太太问得认真,不像是开玩笑,我也认真地点了点头。“那么,你会不会写信?”我又点点头。老太太的眼睛一亮,有点迟疑地问道:“你,能不能帮我写一封信?”她说着,从大襟上衣的胸口里拿出两封捏得皱巴巴的信,“我儿子写了两封信来,我想给他回个信。你帮帮我,好吗?”这样的要求,在我是力所能及,我便答应了她。老太太的儿子在外地干活,写了两封信给她。两封信相隔有半年,写得很简短,内容只是     

走出庐山看庐山——读一篇报道有感

《瞭望》周刊的编辑给了我这篇报道——《他为什么被怀疑?》,读了一遍,越读越有兴趣,读完之后不禁拍案叫“好”！ 我的叫“好”处,倒不在新闻记者下乡采访却受盘查干扰,而在这位记者打破惯例,既不蹲在报社里靠书面材料写“八股文”过日子,也不靠地方长官前呼后拥地用汽车接送,而是自己骑着自行车直接深入边远的县和乡,到人民群众中去采访新闻。从这里,我也看到我们新闻事业的一个改革动向,同时我也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的改革动向。 这样说,是否有点“浮夸虚报”呢? 不。只从他骑自行车出城采访,途中被人怀疑,两次受到盘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