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不恰当的权力配置使国家自主性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基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要抑制两极分化趋势,促使社会阶层结构走上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必须重建国家自主性。重建国家自主性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深入推进行政改革,调整国家与地方的自主性维度;另一条是培育公民社会,促使各种社会组织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     

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分析

已有研究通过“国家—社会”的分析路径探讨了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但这些研究囿于政党视角的窠臼,局限于以“政党嵌入论”和“资源依赖论”解释社会组织的党建行为,而忽略了社会组织的主动回应和社会组织党建之后的资源变化。文章尝试以“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作为理论框架,分析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回应机制和回应策略,进一步发展资源依赖论和政党嵌入论。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回应党建要求,反向嵌入党组织,积极识别和有效利用党建的空间,为自身发展创造优势,同时社会组织积极地进行资源扩展,通过党建获取引导性资源、参与相对排名竞争,开拓发展资源。     

论公民社会的组织特征

在公民社会里，基于市场经济的炼造，组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基于积极公民的活动，组织的界限趋向水平联系上的模糊化。以“自主性”和“界限趋向水平联系上的模糊化”两个指标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组织特征发现，中国社会虽有向公民社会发育的迹象，但总体上仍处于成权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资源依赖、关系合同与组织能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组织能力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组织自主。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正日渐加深。这种资源依赖对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产生非线性影响,关系合同在二者之间起到中间变量的作用,能够化解因资源依赖而设立的正式监控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两个结论:一是在资源依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能力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异化现象,要么过度强调非正式关系,要么过度强调合同指标;二是关系合同的建立有助于减少正式监控的弊端,但并不一定能促进组织能力的提升。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理想图式——兼论我国组织政治参与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具有一定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其界限趋向横向联系上的模糊化。在此基础上,基于经验事实,勾画了一个组织参与政治的理想图式,用其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政治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政治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单位体制的构建与"革命后社会"的整合

单位体制是中国在革命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诞生出来的一种社会调控体系.中国依靠单位这种组织形式将完成了对各种要素的吸纳与统合.本文从逻辑、历史、思想和实践四个项度分析了单位体制的起点与源头,提出当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它们逐渐丧失了扩充社会资源总量的能力的时候,变革单位体制的时代也就来临了.单位体制作为革命后社会整合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满足了中国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双重需要.日后诸多单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否定单位体制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充分吸收单位体制之合理性因素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     

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探析

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新生政权通过对社团的登记、整顿行动,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体制化吸纳,建构了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市场化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改革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国家固然在其与社会的关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已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社会组织出现了逸出体制的态势。出于管控风险、维护政治稳定的考量,国家通过立法规制,再次对社会组织进行了体制化。但是这种严厉的政治性体制化进程遭到了市场逻辑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社会需要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与传递诉求信号。出于对发展经济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了与经济建设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结构,对政治稳定形成了新的威胁。面对这种新情况,须在法治的条件下,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消解社会利益表达结构失衡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     

论中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和资源保障。然而从总体来看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仍比较严厉 ,我国非营利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 ,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其职能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这些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制约了其进—步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若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必须要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必将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性将逐步淡化 ,社会性逐步增强。     

试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组织(NGO)在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但是我国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参与度相对于其它国家远远不足,其原因主要有:目前我国民闻组织仍然以身上而下的官办社团为主,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很不完善;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仍然习惯于包揽社会事务缺乏动员社会资源的意识.本文将就此进一步论述如何有效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社会整合与党建区域化的建构逻辑与方式

社会多元化与自主性的增强使得党的旧的组织模式难以适应社会整合的要求。党的新的组织模式建构要从"党要管党"和整合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出发,实现党组织建构的区域化,而这一组织模式的建构的关键在于组织上以区域不变应单位万变,功能上关怀社会,方式上从依赖权力转向依赖非权力因素。     

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调整,走向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呈现出一种双向形塑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政府通过建构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充分保障社会组织的发展,尊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注重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和渠道实现对社会的引导、协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主性增强,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现对政府的监督.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以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从动态视角系统分析了NPI与浦东新区政府的互动过程,构建了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互动模式.     

社会组织与政党:挑战与回应——基于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视角

现代政党要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需要社会组织作为自身的社会支撑力量,但是当社会组织数量扩张、功能膨胀之后又会对政党形成挑战,西方选举型政党尚未找到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良策。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组织挑战过程中通过开发政党资源的形式从党建和统战两个角度进行应对。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统战与新阶层统战内在关系的错位,导致了社会组织统战尚未全面展开。新时期全面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战线的灌输、赋权和引领,建构"一个核心、两重统战"的统战工作新格局。     

转型期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价值、重点与架构

社会领域是执政党获得资源与合法性的场所。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在提供民众利益表达渠道、推动执政党整合器功能的实现、发挥政治社会化作用、培养与输送社会精英、服务与引领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转型期,社会领域所发生的的变化需要确定党建领域的重点,即"单位体制"的侵蚀与党在新经济组织的嵌入,社会自主性的萌生与党在新社会组织的嵌入,利益的多元与网络党建格局的形成。为了有效推进执政党在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需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工作构架。     

民间非营利组织优化社会共生关系的行动策略——以s市H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浪潮,使民间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得到较快的成长,为提升自身合法性地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分别在政治共生系统、经济共生系统以及文化共生系统内与政府、企业、高校、媒体等多元主体进行资源互动,以优化自身的社会共生关系。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现象,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上要客观地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一起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对市场调节失衡等不足进行有效的补充,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宏观调控失灵的现象,其逐渐成为协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目前各项保障机制还有待提高,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缺少制度的保障,资金供应能力不足显示出的困境,使社会组织很难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未来,如何拜托国家制度的限制、充分整合社会各种资金和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有效保障措施,是社会组织想要走出困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的“双重困境”及其修正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做不了"困境;二是民众理性无知产生的"不便做"的效率与公平困局。面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失灵,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超越单一行政组织分析的高阶组织集视角,指出政府之外作为环境的社会组织对其的支持作用,同时更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一种依赖关系,而通过优化社会情景、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规范权力的分配结构等三个方面强化这种依赖关系,是消解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两重困境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