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法院诉讼、人民调解和仲裁等第三方介入调解是中国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模式。为有效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谐医患关系,中国应当构建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进一步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纠纷从以诉讼为重心向调解、仲裁等非诉机制引导,在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加强和解机制、调解机制和仲裁机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     

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之间的纠纷,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运用民间调解机制进行劝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一系列的特征和显著的制度优势;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对我国具有启示性的作用;我国部分地区推行第三方调解机制形成的五种典型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议起草和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法》,确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基本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构建以第三方调解机制为主,以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辅,以诉讼解决为最终保障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     

从分野到整合:我国医疗鉴定体制的现实及重构

当前,我国的医疗鉴定体制呈现出两种鉴定制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并立共存的二元态势。但由于各种制度及价值的导向作用,近年来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已逐步发展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主流鉴定方式。尽管如此,其自身痼疾犹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仍然无力取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独当一面。鉴于此,我国医疗鉴定体制的改革与重构应着眼于两大鉴定资源的科学整合,以最终实现医疗鉴定体制的协调与统一。     

论通过“诉调对接”缓解医疗纠纷信息不对称问题

由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医疗纠纷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在各种专业类纠纷中,医疗纠纷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当事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同时,受制于我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国情,患者不得不依附于医疗结构,形成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这就为解决医疗纠纷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实践证明,"诉调对接"作为诉讼与调解的过渡阶段,在人员构成、调解形式、成本核算、制度设计以及加快诉讼进程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解决医疗纠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发挥前所未有的关键作用。     

论医疗鉴定与司法鉴定之差异

从我国目前的鉴定体制来看,医疗纠纷的鉴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医学会鉴定专家组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鉴定;二是通过司法鉴定部门进行的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司法鉴定。由于二者的启动程序、鉴定人员的组成、鉴定方式、鉴定内容等不相同,势必造成两种鉴定结论在司法诉讼中的不同“采信率”。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我国的医疗纠纷案件逐年增加,人民调解因具有独立性、专业性、高效性而被广泛运用于解决医疗纠纷案件中。实践中,医疗纠纷的焦点在于医疗行为的过错及过错程度认定、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争议、鉴定意见应否采信等问题。应通过医疗鉴定先行、全面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人”为中心进行调解、进一步提升人民调解员专业素质等措施来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论司法鉴定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中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造成鉴定和诉讼资源的浪费,在妨害诉讼效率的同时,带来司法鉴定威信的缺失和司法鉴定启动的无序等问题。但再鉴定有其存在合理性,表现在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对案件事实的明确上。解决司法鉴定中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方法在于建立统一完善的司法鉴定标准体系。此外,专家陪审员制度和司法鉴定听证也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当前法医鉴定程序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鉴定是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的专门问题,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别的一种方法。法医鉴定是鉴定中的一种,它对处理各种流氓、杀人案、刑事伤害案、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交通事故以及其他人体损伤的案事件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法》中,鉴定人是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诉讼。鉴定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它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如王国枢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所     

医疗纠纷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三辩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发布实施在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冲突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仍然应当清醒地看到其中存在的盲区、与相关法律存在的法益冲突以及可能对医疗纠纷诉讼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医疗纠纷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用的几个问题作简单地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能有所裨益。     

关于完善鉴定意见法庭质证程序的若干思考

诉讼当事人缺少专家证人的帮助、重复鉴定或多头鉴定、鉴定意见采信难是当前困扰司法鉴定的三大难题。重复鉴定或多头鉴定既是鉴定意见采信难的原因,也是鉴定意见采信难的结果,两者与诉讼当事人缺乏专业帮助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通过借鉴程序设计的相关原理,提出通过完善鉴定意见质证程序来解决司法鉴定老大难的新思路:一是完善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程序,并请专家辅助人、鉴定人来帮助当事人行使法庭质证权利,以增强当事人在法庭质证过程的作用;二是强化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结果在法庭采信中的意义,弱化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自由心证或实质审查的采信方式,以完善鉴定意见的法庭采信程序。     

浅论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由一起案例引起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问题往往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知道”和“应当知道”,从而准确判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

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越来越多,诉讼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解决纠纷的需求,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大量涌现出来,对比以诉讼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不足,以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有很多优点。但目前在我国,尽管仲裁机构得到一定发展,也以仲裁方式解决了一些知识产权纠纷,但诉讼依然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方式。今后应创造更多条件,让仲裁、调解纠纷解决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我国医事仲裁庭的架构研究

建立医事仲裁庭,实现医、法直接结合,同步完成医疗过错的认定与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摆脱医患纠纷法律处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公民是否享有人身权无需仲裁也不能仲裁,但患者的人身权是否受到医疗过错行为的侵犯、是否应当给予相应的经济赔偿,则属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取代《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时起,医疗事故侵权赔偿已经不再属于卫生行政处理的范围,此时医事仲裁已不存在法律障碍.目前建立医事仲裁庭在制度基础与人才储备方面均有可行性.在医疗服务合同签订时、履行中、履行后,均应允许医患双方签署医患纠纷仲裁协议.架构医事仲裁庭的便捷方案是在现有仲裁委员会的基础上增设临床医学专业的仲裁员,其他规制可适用《仲裁法》.     

诉讼与仲裁的功能比较--兼论仲裁的功能优势

作为一种社会解决纠纷机制来说,诉讼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冲突.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诉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功能缺陷.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特点在于其程序简便、结案较快、费用开支较少、不具备行政特色、能独立公正和迅速地解决争议,给予当事人充分地自治权;同时具有客观性、灵活性、保密性、终局性和裁决书易于得到执行等优点.这种优势正是各国定位仲裁与诉讼关系的基础.     

丢疗纠纷中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认定——医疗损害责任以医疗合同成立为前提

医疗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是医疗机构为患者实施医疗行为后,患者有损害而产生的纠纷,它以医疗服务合同成立生效为前提,但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而主要以责任类型、因果关系等要件来认定医疗损害责任,这使法律适用者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做出错误判断。文章通过一个急救案件,指出医疗纠纷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进行分析,提出改善医患关系的举措。     

医疗事故罪若干问题探析

医疗事故罪的主体限于医务人员 ,医疗单位中从事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非医疗工作的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医务人员私自行医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以非法行医罪论处。医疗事故罪的处罚范围限于责任事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界定 ,应当以卫生部门制定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为基础 ,兼顾司法机关制定的人体伤害鉴定标准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是处理交通事故中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认定主体的特定性和权威性,体现在相对一方当事人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只能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授权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该责任认定行为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不服,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以及行为对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影响,应当提起行政诉讼。     

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机制之完善

以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为目标,全面加强和改进诉讼监督工作,是全国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任务。诉讼监督的目标与现状,决定我国诉讼监督机制在诸多方面需要完善改进,方能适应形势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针对当前相关诉讼环节存在的监督缺位问题,依托现有法律规定,探索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机制创新途径,完善对侦查、审判等诉讼环节的有效监督。     

论我国司法解散制度适用范围的现实局限

司法解散制度的引入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公司僵局的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但它的作用并非仅此而已，它还可适用于公司压迫等其它情形。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把公司僵局作为司法解散唯一事由的倾向，特别是最高院司法解释最终肯定了这样的解读，使得司法解散适用范围狭窄单一缺乏灵活性。该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