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从制度、组织到能力:村民自治实现方式的发展及其反思——对三个“村治实验”样本的观察

村民自治制度是实现基层民主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实践中所凸显出的制度困境、组织障碍、能力不足等问题,使村民自治遭遇了发展性障碍。唯有制度、组织和能力的相互配合,才能共同托起村民自治这一平台。本文基于对三个有代表性的"村治实验"样本的观察,分析村民自治不同的实践形式及其特点、功能和局限,为探索新时期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论富人治村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富裕村民积极参与村官竞选并且担任村官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新趋向。富人治村在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在竞选、执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应通过健全规范制度、注重对培训教育、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和带动作用以及加大监督力度等方面对富人村官的行为进行治理和规范引导,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村民自治中“村支两委”关系解析——以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为视角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推广实践,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治下的"村支两委"关系不协调问题,这也是全国实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理清和协调处理"村支两委"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农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实施村民自治必须面对和及时解决的课题。本文以北方某省LZ村为个案,通过对自治选举、决策权力运行、选举村委会主任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影响、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考察LZ村中"村支两委"关系,从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得出一种新型的"村支两委"关系模式,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坚持依法治村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依法治村的实质和核心是村民自治,依法治村就是依法进行村民自治。如何坚持依法治村,如何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一是要处理好村民自治和坚持党组织领导的关系;二是要抓好"四大民主"的落实;三是要处理好村委会和村支部的关系;四是要全面推行一制三化。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延续了 2 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 ,形成了“乡政村治”或“乡村分治”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由村民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 ,在基层社会事务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权利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基层的民主进程 ,激发了农民群众的自主精神 ,使村成为充满政治活力的基层组织。但是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 ,在其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必…     

“富人治村”的利与弊

在农村经济社会逐渐分化,各地政府鼓励富人成为农村"带头人"的大背景下,"富人治村"现象愈加普遍。富人群体的先赋特征和后致资源使其更容易成为村治主体。客观上说,富人担任村干部,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影响力为村庄争取项目资源、发展机遇等,但"富人治村"的负面影响也亟需警惕。     

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的转型与重塑

后备干部培养是确保农村治理稳定性的人才保障,也是观察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经历了从"镶嵌于生产体系"到"党组织培养体系与自治选举体系竞合",再到"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的二元分离"的历史演变。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村干部功能定位的政策转向、基层干部培养的组织策略转变是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演变的三重要素。为了应对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转型而产生的实践困境,基层政府常采取治理事务重组、治理网络重构和干部资源整合等治理策略。当前的"富人治村""能人回乡"等干部选拔方式,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农村治理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有必要进行反思。重塑可持续的农村干部培养体系需要认真处理好乡村关系、干群互动关系、公职化与自治关系。     

农村基层民主:由村向乡镇分步递升

"农村基层民主"不只是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自治,而应当包含"两个层面、三大板块",即村与乡镇两层,乡村两级党组织的党内民主、乡镇人大与政府的国家(政权)民主以及村民自治为主的社会民主三块.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

村干部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二元结构,村干部具有角色上的二重性特征。村干部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全国推广,造成村干部的国家性加强和群众性弱化,不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治理要继续保持乡政与村治二元结构,村干部制度建设应当服务于村民自治体制激活,村干部职业化应保持在一定限度。     

地方政府中的基层民主与社区自治研究——以湖北省百里州镇与杨林桥镇为个案

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兴起,社区自治也获得蓬勃发展。通过比较湖北省百里州镇与杨林桥镇两地在村民自治与社区自治建设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出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在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可借鉴性。在传统型村治向现代民主型村治的转型过程中,比较社区自治与村民自治的异同,加强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我们架构更加适合现实国情的治理体系。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改善村民自治机构权力运行的路径探索——对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三会村治”模式的实证分析

村级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基层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村民自治是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一项基本制度。现实中村民自治机构存在着行为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等问题。"村权三分、三会自治"是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在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模式,其本质就是民主自治,核心是权力制衡,特点是程序规范,由此搭建了"民主受保障"、"权力受制衡"的村治新平台。     

村规民约创新及价值分析——以“乡村典章”为样本

“乡村典章”作为全国第一部村民自治特别法。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理顺了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村级事务的透明度，加大了群众监督的力度，从而在源头上减少了产生和激化矛盾的可能。“乡村典章”制度创新是村治实践需求、政府治理需要、村民和村官利益博弈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对其他地区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村规民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泛的样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