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效能、责任:政府改革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效: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政府组织机构逐步优化,政府工作效率明显提高等,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政府改革仍然存在问题。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要发展、要稳定,就必须进行政府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进步时代”纽约预算改革的启示

20世纪前,美国各级政府都没有完整的公共预算制度。那时所谓预算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为贪赃枉法留下无数机会,腐败现象屡禁不绝。"进步时代"的改革者用公共预算来组织政府,利用预算的社会作用来构建社会的繁荣。美国社会逐步告别了权贵市场经济,走上了法治市场经济的轨道。     

论公共产品供给与和谐社会建设

公共产品供求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制约和谐社会建设。公共产品供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个人收入增加导致公共产品需要增长,公共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包容性使公共产品供给成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活方式;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结果;供给均衡性公共产品是解决社会利益群体分化的要求;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职能转变互为因果。我国已具备大量供给并合理分配公共产品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公民话语权保障问题

良好的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治国理念,新时期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要求在治理过程中积极践行协商民主,保障公民话语权的有效行使。公共治理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合作理论都对话语权的行使提出了要求,在当下中国公民行使话语权仍存在诸如受到差别待遇或是缺失等问题,要求政府培养倾听能力,转变治理角色,给予社会团体更多活动空间,培养现代公民精神仍然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苏联政治文化转型

苏联改革时期形成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直接导源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通过"公开性",从构建公共讨论空间着手,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直至允许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团网络、政党的出现等,在个人、社会与国家间建构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反体制的公共领域,它一方面解构了苏联政治制度赖以存续的政治文化基本成分,另一方面,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浮现出来,进而引发了苏联政治文化的根本性转型,苏共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     

社会暴力结构的新变化

暴力正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生,在社会结构的深处孕育。这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心理、文化问题,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而值得注意的是,暴力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任何社会都难以根除暴力,这是人性和社会博弈的一个相当令人遗憾的结果。就目前中国来说,暴力的结构,在刑事犯罪、人际暴力冲突、利益冲突的暴力     

德国政治发展的变与不变

作为世界上一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自1948年问世以来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惊人的连续性,其"社会国家"因素在经历了40年之久的膨胀发展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陷危机,改革势在必行。德国的改革不是要彻底背离原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而是要针对社会国家发展的弊端实行纠偏,矫正"社会倾斜",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德国政治60年发展连续性的另一种形态的体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体现出一种德国式的"中庸之道"和"难得糊涂"哲学,其发展进程中的"不变"与"变"是德国政党趋同的结果。     

对越南改革以来社会与民生问题的评价

社会与民生问题是越南改革的重点。二十多年来,越南共产党和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保障与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越南改革的成功是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但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与民生问题所采取的正确决策,以及在遇到困难与障碍时所采取的合理解决措施。本文着重论及三个问题:越南改革的成果与社会、民生政策;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问题;社会中农民与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问题。     

社区实验:市民社会的前兆?

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有可能显著影响其政治发展的改革。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是社区的发展。作为社区前身的居民委员会是地方政府附属物 ,而不是代表其居民的组织。随着经济改革引发的国有企业重组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组织来接管传统上由单位履行的社会福利功能。因此 ,经过挑选的全国实验社区在健康、教育和再就业服务方面被赋予了新的职责。社区建设还处于实验阶段 ,但是 ,如果这种结构在全国推广 ,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目前社区受到地方政府控制 ,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将有助于它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 ,将会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

美国步入富裕社会阶段后仍存有贫困问题,尤其是因无法满足公共需求而产生的公共贫困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计划体系和弱势的市场体系,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是美国贫困等现象产生的根源。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实行"新社会主义",即由政府通过公有制对计划体系的权力进行限制,对市场体系加以扶持,以此加强对计划体系的抗衡力量,促进两种体系的平衡发展,最终达到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目标的目的。"新社会主义"是经济学的概念,而其实施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但这对于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

文化保守主义与左派学者,在文化民族主义这个议题上令人惊异地殊途同归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由于无法推动公共空间和民间社会的成长,最后极可能限制了其发扬中国文化的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挑战与机遇

引言 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困境在于，虽然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改的重要性，但对于其内容和方式缺乏基本共识。本文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实践说明了政治改革的三个方向：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     

新媒介关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特点和对未来的影响——"三鹿奶粉"事件个案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新闻媒介如何科学．有效地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成为摆在媒介面前的现实问题。自非典以来，我国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的信息透明度增强，新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空前的发展。本文从辈受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入手，研究新媒介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特点，及其对未来新媒介发展的影响。     

公权变革进行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改革成为全国"两会"的双重奏,也构成了不同阶层代表、委员之间议政交锋的隐含的分界线。从"两会"前社会改革措施密集出台来看,还有3年任期的本届中央政府的紧迫感十分强烈。可以说,本次"两会"将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一个发展是第一要务下的社会改革为重心的改革阶段。     

中国改革路线之变──郑永年教授专访

郑永年,浙江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在本刊专访中,郑永年教授着重阐述了2007年改革模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改革"话语"。这一改革话语的变化正在慢慢成型,目前已经包括人本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社会民主、社会赋权、选择集权、社会改革、服务型政府等诸多丰富的内容。     

广场舞：从集体空间到公共空间

广场上发生的所有欢快、矛盾、冲突，都构成了中国与中国人独特的公共空间意识与公共领域现状。     

公共外交:国际经验与启示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不断确定并调整公共外交发展战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目前已发展出了四种典型的公共外交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因此,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经验,对于推动和开展我国公共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改革中工人的自尊--对一种工人社会行动的考察

实证考察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中,工人相对于其他阶层获得的利益相对下降,然而他们的社会行动(尤其是社会心理)在总体上却保持着自尊.与自身利益的刚性相比,自尊具有更大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自尊对利益的实现起着调节的作用.自尊可能成为改革的阻抗力,但在新体制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缓解与新体制阻抗的亲和力.工人的自尊使利益的实现有了调节的空间,工人的社会行动不是单向度的,是可以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的.而社会关系的协调,需要建立和健全经济民主机制.     

中国现代企业30年

<正>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那么中国现代企业的起点应该是1984年。这一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开启了经商的热潮。这一年,诞生了联想、万科、海尔、招商地产、上海大众等等大批新型企业。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典型样本,清晰地映射了中国大时代的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这30年,经过乡镇企业大发展、国企改革、民营企业的野蛮生长,中国民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