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行为推定的证据适用规则之再思考--兼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比较

贿赂行为推定认定是基于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而针对贿赂犯罪的特点提出来的一种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具有自身特点、实际价值和设立的法理依据.应考虑规定贿赂行为推定认定条款.     

公害犯罪中刑事推定的理性对待

近年来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代表的公害犯罪层出不穷,传统的刑事司法实践对此捉襟见肘,为此有必要适度引介入刑事推定规则。实务中刑事推定常与形式推理混淆,应在理论上加以区分。在公害犯罪中适度确立刑事推定规则,作为事实认定的必要补充,同时也是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内生需求。确立刑事推定规则必须论证其在无罪推定铁律下的正当性。在公害犯罪中适当建立刑事推定规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初衷并不必然排斥;通过降低刑事推定的反证要求,不会过分加重被告人负担,也可以被公众接受,因而能够在最大化保护法益的同时,有效地保障人权;公害犯罪中原则上只能确立可反驳型推定规则。     

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之思考

腐败犯罪推定规则设置的初衷和价值追求,是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我国关于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极度缺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以适应对腐败犯罪追诉的基本要求。     

商业贿赂的定性与定量：贿赂认定与数额计算

提供有商业风险的期待性盈利不是商业贿赂。根据干股获取分红的,以红利计算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市场价值明确的礼券,以其预充价格计算贿赂数额。资助等形式上不具有一般商业贿赂金钱或财产样态,但内容上仍无法摆脱金钱利益经中间环节周转而成型的变相贿赂本质。确实存在犯罪故意支配下的受财行为,可推定对财物价值的严重性具有认识。对于时间、市场变化因素引起贿赂价格变化的数额认定,应坚持以行为人收受贿赂的时间作为计算犯罪数额的时间基准。     

刑事推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推定在诉讼证明活动中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我国理论界对此研究不够深入,司法实践中对推定缺乏必要认识和正确运用,造成了某些案件诉讼证明及事实认定上的困难。“持有型”犯罪、赃物犯罪、共同受贿犯罪主观罪过方面以及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客观行为方面运用推定时应注意一定的事项。     

论受贿犯罪推定规则的确立

受贿犯罪推定认定是解决司法实务中"一对一"问题的有效路径.受贿犯罪推定规则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适用范围的特定性、适用条件的限定性与适用结论的可反驳性三个方面.     

毒品犯罪中＂主颜明知＂的推定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对毒品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以来都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有效解决“主观明知”认定这一困境,司法实务界已经认同在毒品犯罪的审理中可以适用“主观明知”的推定。但是,必须严格控制“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条件和运用规则,避免其成为司法人员肆意利用自由裁量权的保护伞,造成冤假错案的出现。     

论贪贿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责任——以《联合国反腐公约》确立的推定规则为视角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一直是困挠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在贪污、贿赂犯罪的办理过程中尤其如此。《联合国反腐公约》明文规定了腐败犯罪的主观要件可以采用推定的方式认定,这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蓝本和契机。     

推定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由于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的诉讼功能不同,民事诉讼中推定适用的基本规则应分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两种。同时为了加强程序规制推定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需要设置推定适用的程序性规则。另外,为了平衡当事人的攻击与防御手段,需要赋予受推定不利影响的另一方当事人以救济方法。     

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特殊形态之探讨

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着诸多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关于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的特殊形态，有必要从刑法理论上予以澄清和再认识。在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中，犯罪着手与犯罪既遂、混合主体的共同犯罪等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