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管理的任务非常繁重，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伴随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建立社会管理主体间的社会协同机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要研究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构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来认识社会协同机制的真实面目，探究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运作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     

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所带来的种种困扰,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我国应建立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有整合者的担当,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多元主体反腐模式构建

新中国建立以来多元主体反腐实践经历了以党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阶段、以革命委员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阶段、以党政司联合引领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阶段、以司法机关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阶段四个阶段。当前我国多元主体反腐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公民身份和主体意识薄弱、参与主体间互动性不足、反腐渠道仍显狭窄、反腐规范有待完善和反腐信任不足的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构建包括反腐主体、渠道、规范和信任四大模块在内的多元主体反腐模式,可为今后多元主体反腐研究提供一个系统的整体性框架。     

增进社会认同创新社会管理

增进社会认同是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今社会认同存在缺失的危机,从社会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当下社会认同缺失的原因,比如,阶层分割、利益分化、认识分歧、行为分野,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增进社会认同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思考,包括尊重认同主体的多元性、彰显认同内容的历史传承性、引领认同方式的多样性等等.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多元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为此,必须对多元主体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进一步加快政府改革步伐,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与制度,培育公民精神,塑造公民文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以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冲突视阈中的政治妥协

冲突是政治的源泉,妥协则是政治的灵魂。政治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引导多元利益主体互利共存的一种基本政治策略和理性选择。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培育公众的政治妥协意识,营造一种宽容和谐的人文精神,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在民主的基础上推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可行性合作,更是化解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实现多元一致所必需的公共理性。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核心价值观之于社会治理的意义研究——社会交换理论视域下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本质必然联系。社会交换理论学派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布劳借助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兼顾了微观与宏观社会层次,阐释了价值观促进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借鉴社会交换理论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推进当前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公平: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

社会公平是通过社会角色的公平合理分配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其所得,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协商持续互动的过程。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不公问题:居民收入分配规则不公、教育权利和机会不公、社会保障等权利和规则的不公。我们要通过树立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理念、构建合理的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维护人民权益机制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社会公平。     

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抑或社会自我管理

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什么是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理论界和实践界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从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和社会管理的相关理论出发,社会管理包括政府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在本质上应该是社会自我管理。社会管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管理,是服务性管理,也是非强制性管理。社会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参与管理的过程,社会管理要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     

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人们的利益预期和诉求也普遍提高，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矛盾和风险的高发期。面对这种情况，最近在党的文件中不断提到社会管理、     

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

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兴起于公共管理难题、基层维稳压力、管理技术革新等综合推动,并体现为划分单元网格、配备管理团队、编码城市部件、理顺管理体制等做法。治理理论兴起给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带来了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的多元挑战,而多元主体出现、社会组织发展、公民意识觉醒以及政府管理困局又为治理转型提供了现实条件。实现治理理念的服务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协作化、治理机制的参与化是促进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转型的必由之路。     

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基本遵循了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跨越的创新逻辑,但在现实中,治理"瓶颈"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没有跟上实践发展、治理主体关系没有及时法定化、治理过程不够协调、治理规范不够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将在体系、机制、制度等三个方面并进,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体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共治机制,完善民生获得的共享制度,从而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社会整合难题与解决思路

处于深刻变革中的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部分失灵,出现了社会断裂、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社会整合能力下降、社会整合主体单一等诸多难题与困境。要建立与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需要树立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确立以利益为主体的整合对象,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协作的多元整合中心,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社会整合过程的顺利进行,促进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     

内蒙古草原牧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期,内蒙古草原牧区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正视自身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和问题,进而从诉求吸纳机制;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牧民自治机制;绩效管理机制多方面着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激活社会理性

2010年2月9日的《新京报》刊发社论说，今年年初，《半月谈》杂志评出“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虽然这些事件在释放社会紧张、达成利益博弈的同时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冲突，但是透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到，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已经渐次涌现，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     

杭州市基层社会管理偏好调研——以不同群体社会管理满意度分析为切入点

偏好不一致性,是杭州市不同群体在基层社会管理满意度上存在落差的根源。要优化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就必须以政策螺旋式上升为方针,构建"多元主体、多样手段、高度自治意识"的基层社会管理长效机制,以缩小偏好缺口。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