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罪过形式探析——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面对风险社会中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作为法益保护重要工具的刑法,如何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是其自身的重要使命。但从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现状来看,由于其对此类犯罪所规定的罪过形式过于狭窄,导致无法有效防控。因此,应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整合立法资源,实现自我完善。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内容及选择根基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应当是指由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双重介入,旨在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和食品安全越轨行为分别予以惩治和预防的理念和策略。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在于其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以预防犯罪为指导原则。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内容应当包含前置法与刑法在食品安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以及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两方面内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根基在于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和知识分工的发展需要。     

食品安全犯罪应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食品感到焦虑，不知道吃什么好，这反映出整个社会管理的漏洞，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认为，刑法严厉打击相关犯罪，但对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体现不够。如刑法第三章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另外因生产经营者不作为而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     

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立法大致可以分为单行刑法、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八)》三个阶段.从整体上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从严趋势,但仍有保护不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模式、法定刑设置和犯罪种类规定上.未来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前景应是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大和提前,这主要是基于食品行业风险、经济刑法全球化以及刑事政策的考量.     

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

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使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里刑法成为国家管理、控制风险的重要工具。风险社会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立法更加关注犯罪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仍然是基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立法,不适应预防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实需要,应该通过修改加以完善。     

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的风险刑法研究

"风险"是德国学者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石,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在我国刑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我国很多学者在进行风险刑法研究时不当地扩大与泛化"风险"的范围。就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与西方高度发达、富裕的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不能以此否定我国社会也存在"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然而风险刑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应对"风险社会"之"风险"。与此同时风险刑法也有其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我国社会某些领域存在的事故型风险,但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风险社会的刑法价值立场

廖天虎在《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法学学科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产生了风险刑法理论。风险刑法为应对“风险”，在刑法的适用上，主张扩大犯罪圈、降低入罪标准，坚持的是行为无价值理论，将处罚的重心由对引起结果的关注转移到行为本身。结合风险社会理论的真正语义和我国国情及我国刑法的立法思路与规定，在风险社会下，刑法应当固守其“重心”，即对结果无价值的坚守，维护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中严格责任制度的立法考量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中并无严格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现行刑法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基于制度基础与现实诉求的考虑,在对严格责任进行科学定位的前提下,有必要在食品安全犯罪的罪过认定中引入严格责任,以强化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与社会责任.在食品安全犯罪的严格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对严格责任的适用做出合理限制,以防滥用该制度的严厉性,从而保障其价值功能的正常发挥.     

关于食品安全领域犯罪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圈是否需要扩大的问题,不能在抽象层面讨论,而应从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具体需要入手。国外立法例的示范、动态保护的缺乏以及行政责任的有限决定了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化必须以"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为方向和主要内容。犯罪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对现有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对动态保护内容的增加以及刑罚规定的调整。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之构建

风险社会是一种常态社会,运用风险社会理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常用手法。我国正尝试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以《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为契机,全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为此,需要确立战略性风险规制理念,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并实现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职能的分离,进而确保风险信息交流的对称与流畅。同时着力发展以行政性规制为主导,以经济性规制为主体,以社会性规制为基础的多元化规制模式,以此实现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的建构。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就其刑法适用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通过添加"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造成了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需辨清本罪是在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管活动中,发生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犯罪化立法进程应遵循的原则探讨

犯罪化是我国刑事立法发展的主导方向,在犯罪化过程中立法应当保持理智而谨慎的态度,遵循本土化原则,不能简单移植国外刑法的立法模式;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处理好行政权与司法权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客观分析刑法应对社会风险的作用,并保持刑法体系的良性调控机制,在犯罪化的同时适当非犯罪化。     

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状、缺陷和完善

《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后,食品安全犯罪形势依旧严峻。原因在于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存在立法理念不能与时俱进,体系不完善且归属不合理,与其他法律法规缺乏有效衔接,规制范畴过于狭窄,刑罚设置不科学等缺陷。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引入并确立法律拟制原则,树立现代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理念,使刑法提早介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监管,防范危险犯转化为现实犯;其次要完善现有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再次要增加新罪名,扩大打击范围并完善刑罚设置;最后要在食品安全领域确立绝对责任,允许法律对没有犯罪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模式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属于风险社会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食品安全事故则是食品安全问题最集中的表现，此有必要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模式进行研究。我国《食品安全法》既吸收了欧盟以风险规制为核心的监管模式。也吸收了以行政监管体制统一化为基础的美国模式的合理成分，使得《食品安全法》的模式成为一种综合模式。我国《食品安全法》所选择的规制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权利要素、知识要素和权力要素三个方面。     

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兼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食品安全立法

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刑法的作用,以强化对公害犯罪的刑法规制。结合《刑法修正案(八)》及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探讨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犯罪构成上的特征以及刑事责任,试图从理论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食品安全犯罪危害行为认定

食品安全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刑法是保护食品安全的最后手段。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和近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为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提供了准确全面的法律依据。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危害食品营养安全的行为、拒不召回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种植和饲养危害食品安全农产品的行为,都属于食品犯罪危害行为。     

论“两高”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解释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食品安全犯罪写入刑法条文,该法实施两年来,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仍屡禁不止。最高法和最高检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适时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规范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执法依据,但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多维度特征

食品安全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但权利无法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仍处于矛盾多发、风险高发期,食品安全基本有保障,但存在的问题不容乐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食品安全涉及科学技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多个方面,从物质、意识、制度维度把握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的风险特征,有助于精准施策,真正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共筑防线

构筑预防机制 多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每次食品安全危机爆发后，执法部门总是忙于围追堵截，但这种事后整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而普遍的共识是，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由“救火”转向“防火”，将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中。正因此，食品安全法修法的一大基调是更加突出预防为主、风险防范。修法草案为此完善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安全标准等基础性制度，增设了风险分级管理等重点机制。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是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新背景,基于网络空间存在虚拟状态不稳定性和时空流动性的现代型风险,我国网络犯罪刑法治理面临国内立法滞后性和国际规则碎片化的挑战。建议我国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通过法益的早期化和公共化、构成要件的革新化,扩大刑法保护圈,从而提高自身治理网络犯罪的能力,并主动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