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基于VAR与GARCH的时间序列分析

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上升,但受到传统发展模式限制,贫富差距在扩大,已经影响到内需消费的增长.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目前中国政府财政与收入分配以及贫富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的财政收支政策尚无法达到保证社会公平性、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因而需要调整政府的收支政策,增加对普通公民的支付转移,加大社会福利保障的支出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真正发挥政府财政调节社会公平性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银行与政府需重新对位

转轨中的国有商业银行某种意义上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仍然着重抢夺银行资源在目前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部分地区存在不良行政干预银行贷款由明转暗, 企业变相逃废债务等问题,严重困扰金融机构。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中,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需重新梳理, 防止“政务不清、债务难清”现象蔓延。     

政府支出与GDP增长关系研究

目前社会上关于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标准的质疑越来越多。对GDP指标的质疑过多地关注GDP指标的消极层面,然而,矫枉何必过正!从GDP的本质及构成的角度,分析"不唯GDP"的原因,探讨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矛盾,分析政府支出的效率,从根本上理清GDP增长和G之间的关系,探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认为,中国的GDP增长从本质上是依赖于政府支出,而不是依赖市场调节,应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降低G的作用,使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到使市场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道路上来,不唯G,而是为了GDP。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宏观经济运行稳中趋好,全年GDP增长可望达到7.8％左右市场推动机制将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业压力、通缩趋势、农民收入等仍是困扰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国外环境不发生大波动,国内政策稳定,明年GDP增长有望高于今年     

互联网金融、金融脱媒与中小微企业融资路径问题探究

互联网金融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长尾客户、碎片化理财和大数据预测方面,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具有比较优势,会引起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在理财产品互联网销售渠道、中小微企业贷款、消费信贷和第三方支付四个方面对传统商业银行形成挤占。根据互联网金融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现有模式,可从P2P网贷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和大数据金融平台三条路径进行优化和修正。互联网与传统金融要加强融合,借助线上数据挖掘和线下部门信息辅助决策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政府应尽早出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解读——基于政府选择视角的分析

除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能引起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片面追求GDP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考核体制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取向的不完全一致更是加剧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就业的增长,除继续重视劳动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外,中央政府也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并选择把扩大就业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促进我国工商税收与GDP同步增长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工商税收收入在逐年增长。尤其是税制改革五年来，工商税收年均增收/##多亿元，其中1997年增收1115亿元。但令人担忧的是财政仍然捉襟见肘。一个更加严重的事实是，工商税收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低比率上，税收弹性系数较低，多数年份在0.7以下，说明工商税收的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此种局面如果不及时加以扭转，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优化税收收入产业结构税收收入的增长与* ,增长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直接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产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不同，从而导致不同产业的增长对税收收入…     

我国宏观经济稳杠杆对策分析

现代金融理论启示我们,金融稳则经济稳。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会加大宏观杠杆率水平,从而累积系统风险因素,阻碍政策传导效能;当采取紧缩政策控制或降低社会总体债务扩张时,则会抑制经济增长,引致下行压力。在现阶段我国宏观债务率逐渐企稳背景下,实现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充分平衡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调控的政策主线。从我国目前的宏观债务结构形态特征看,稳杠杆的关键在结构而不在水平,结构性优化策略能够有效对冲杠杆总量上的高水平,有利于实现宏观上去杠杆和稳增长的双赢,具体的政策路径选择上应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债务率结构性水平、强化监测预警等方面展开。     

化危为机,以变革求发展——略谈当前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2012年1月,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5年一次,是中国金融界最高规格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国内外严峻金融形势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方面是欧美财政与金融危机交替爆发并陷入恶性循环,危机不断蔓延深化,对我国经济金融的稳     

唐继尧政府财政与富滇银行的关系探析

富滇银行是云南近代最主要的银行,是唐继尧政府时期云南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因其是完全由政府主管的官办银行,富滇银行的金融行为与唐继尧政府的财政联系紧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这样的制度设计的确曾经帮助当时的云南财政解决了匮乏问题,然而,一旦遇到金融风险,捆绑经营的财政和金融就难免相互影响,两败俱伤.20世纪20年代,云南曾经的一场金融危机就是财政与金融相互牵连而导致的,其结果是唐继尧政府倒台,富滇银行也面临倒闭或是改组.     

刑法修正直指新经济犯罪

针对中国新经济领域的高犯罪率问题,刑法修正案及时跟进。一系列新经济犯罪正在吞噬中国不断增长的GDP,已经对我国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产生冲击,严重影响了现代化的金融、保险、财政、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大了金融风险,影响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2005年12月24日,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     

河津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

山西省河津市长期以来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高度依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加快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也是提高城市人居环境,加快现代化区域性工贸中心的迫切需求,是河津市发展绿色GDP的不二选择,是未来河津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河津市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把握经济转型,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金融错配与财政效率何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鉴于金融和财政活动可以引导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改善金融错配和提高财政效率势必会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本文运用门槛变量模型探讨金融错配与财政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但当金融错配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时，其负面影响无法传导至全要素生产率；财政效率则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在适度的财政规模及财政压力下，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效果非常明显；当同时考虑金融错配与财政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财政效率可以平滑金融错配的负向影响，且当金融错配超出一定的临界点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由财政效率发挥主导作用。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财政工具对市场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积极发挥地方政府财政措施的效力。     

论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职能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的调整既需要市场的调节又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机制能够有效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承担着完善市场体制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双重职能,要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必须高度重视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     

农村融资难的表现及其破解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融资难题主要表现在农村正规金融供小于求、体系不完善、效益偏低,财政支农效率低下、管理体制不健全,农村民间金融风险突出、监管缺失等方面。农村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农村融资难的破解路径是:通过金融改革加大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将财政支农提升到法律高度,增强财政支农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民间金融合法化。     

转变观念,破除GDP迷信

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水平的首要指标，起到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衡量地区经济水平那么简单。而是关乎政府官员政绩的“头等大事”，长久以来，各级政府唯GDP马首是瞻，只要是有利于增长GDP的政策就，出台，只要是妨碍GDP增长的，就千方百计阻碍，殊不知，盲目的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转变增长观念，破除GDP迷信，使我国经济走到正常增长的轨道上来，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与经济意义.     

通货膨胀严重威胁稳定

首先。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超过11％。直到前不久，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至9％之间。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经济增长目标被隐含地确定为8％以下。在过去，中国GDP只要保持连续两年10％以上增长。都会因此在四至五个季度以后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公共行政支出的战略性绩效管理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呈不断扩张的趋势,作为纯消耗性支出,行政数额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我国GDP与财政增长速度,行政浪费严重。"降低行政成本,构建廉价政府"这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巨额政府开支的影响下,很难实现。引入战略性绩效管理以控制行政成本及体制内消耗是当务之急,把行政管理支出的绩效管理上升到战略角度更是遏制无限制的铺张浪费与"三公消费"的迫切需要。     

化解财政风险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年度会议上提出,今年我国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财政部也在之前明确今年亦将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两项政策在今年的继续,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财政风险的压力。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随着此项政策的持续执行,财政风险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去年以来,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淡出问题,就一直是全社会普遍争论的话题。按照2002年初的财政预算,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3098亿元,而国债余额相应将达到18700亿元。2002年我国GDP增长8％。那么,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2.99％,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18.05％,仍然处于国际公认安全线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