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福特制: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滑铁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大行其道,它的一些政策主张甚至为其他不同政党接受,包括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内的许多思想家把20世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福特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后福特制逐步取代福特制,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开始江河日下,这是经历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打击之后,新自由主义仍然强势、社会民主主义不见复苏的根本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后福特制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矛盾更加激化了。     

大众的谱系

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和《大众》中认为,后福特制的主要以交流和情感为内容的“非物质”劳动已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它们使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都得到了改变。由于大众是交流和情感的创造者,哈特和内格里就把后福特制社会称为大众的时代。哈特和内格里把大众的概念和后福特制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表现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创新,给哲学和社会学带来了新的影响。但是他们用来解释这种后现代大众出现的历史叙述是不充分的,不能为他们的理论提供合理的说明,是一种基于构成性权力和生成性权利的抽象的近乎神秘化的叙述。为了历…     

唯物主义目的论与改变世界——哈特、奈格里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

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是哈特、奈格里"帝国三部曲"的一条隐藏的主线,他们提出了唯物主义目的论来批判福山的超验目的论,旨在通过人类主体的力量和斗争来改变世界,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认为,历史终结论被强加给大众,通过消弭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力量来保持现状。哈特、奈格里提出打造作为后现代革命主体的诸众,以共有制和诸众民主来替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福山近年的"政治秩序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们的批判的回应,并使得相关论争走向更深层面。     

物品的经济寿命:大宗商品、收藏品和资产

本文研究了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并对各种经济形式下物品的价值进行了分析:"标准形式"是工业生产的基础;"收藏形式"被奢华经济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资产形式"表明,物品的价值不在于其物理、美学或历史属性,而在于其预期价格。在此基础上,本文描绘出一条资本主义物品的发展脉络,即从最初的工业化商品,发展到收藏品,再到作为资产的商品。奢华经济及其奢华物品的社会逻辑与工业世界的逻辑截然不同,它制造并规定了差异与身份,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资源。因此,要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发生的变化,必须把对商品的分析延伸到制造业以外的领域,并使用其他方法来确立以交换为导向的产品的价值,即使它们不是在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     

大数据时代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监视资本主义是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社会景观,其兴起的直接动因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根本动因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数据监视延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在新技术条件下拥有了比以往更加隐蔽的形式和内容,成为大数据时代资本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主要机制.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和生产规律,监视资本主义内含集中的基因,并不可避免地朝着寡头垄断的方向发展.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不可能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仍然适用于对监视资本主义前景的判断,即监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存在必然是暂时的,必然为真正契合大数据时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数据社会主义所取代.     

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下的福利国家改革:制度互补、结构生成和环境适应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为重新阐释西方政治经济体中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论中作为市场经济补偿机制的福利国家,多样性理论认为,福利制度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整个生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其他制度互补的生成性特征。因此,观察福利国家的原因和发展应当从关系性和整体性的视角切入,分析制度之间的互动原因和机制。本文通过分析欧洲福利国家改革的动态,指出福利国家的改革驱动力和发展形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     

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理论发展的逻辑分析:多样性和雇主视角

自上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改革以来,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原有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理论已无法较好地解释生产系统的内部变迁。在此背景下,本文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和"雇主中心论"进行了逻辑上的分析,并对其理论的修正进行了述评。要言之,"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为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内部变迁提供了制度上的解释,而"雇主中心论"则进一步连接起了政府和市场,打破了以往福利国家理论领域中政府和市场二元论的窠臼,为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进一步丰富和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澳大利亚工党“第三条道路”变革的探析

为了寻找解决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克服因意识形态右倾而陷入的身份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工党确立了"第三条道路"的指导思想,以平衡效率与公平为基本原则进行了政策调整和实践。但是,以"第三条道路"为指导的澳大利亚工党事实上是将政治目标转向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这意味着该党仍然没有准确定义自身的政治属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澳大利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固有弊端。现如今的澳大利亚工党已基本不再提"第三条道路"的口号,但并未放弃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表现何在?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问题,列宁有每个提法,一、"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列宁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充满了唯物弁证法,他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趋势是腐朽和寄生的这一点时,同时还指出了其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十分明确的。问题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点,并且认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减缩下去。"这无疑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影响,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都相信这个观点,并且照搬来宣传。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并非如此,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绝对化的,缺乏看问题的弁证方法。列宁指出: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     

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的伦理学内涵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几乎没有谈论过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本文通过对辩证法本质的揭示指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有所展望,而且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学内涵。首先,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阐发了未来新世界的一般特征,他反对以康德式的"应然"来表述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诉诸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式的内在批判立场。其次,马克思对黑格尔颠倒主谓关系的批判具有规范性的意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设想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并将共产主义区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到那时,人类能力就是目的本身。这些伦理原则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解决当今时代的难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注重沿线环境的“伊斯兰属性”

正伊斯兰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线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对现实中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间相互需求的对接至关重要。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应该也必须认知、理解沿线国家在地域状况、民族构成、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风俗的不同,从而寻求该战略的适应性落地路径。因此,梳理和廓清"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伊斯兰因素"的构成和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保证该战略落地对接后发挥可持续效应的重要基础。     

太空秩序变迁与太空治理难题——基于太空技术的视角

科学技术的发展塑造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国际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太空技术在将人类的活动空间拓展到太空领域的同时,它本身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受到太空技术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影响,太空秩序呈现出明显的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具有强烈的军事和战略属性。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太空技术的扩散,太空秩序由美苏两家垄断转向美国太空霸权下的"多极化"趋向,太空秩序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太空技术的扩散和发展,也加重了太空治理的难度,严重影响着太空秩序,给未来太空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增添了不确定性。     

变化、矛盾、前景——全球金融危机视角下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金融垄断阶段,在形式上与过去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其内在的根本矛盾未变。在变与不变中认识资本主义,首先要在不变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在变化中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调节、适应能力。     

论马克思的农业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农业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农业的不合理性;其创造的生产力,为未来社会的农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大工业在农业中的运用能够引起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小块土地经营模式必将被大农业所取代;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是"掠夺""技巧"的进步;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在不同类型国家要采取不同实现形式;未来,现代化农业必将得到长足发展。马克思的农业观为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应进一步突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实现形式与运行机制;实施农地"确权"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合理"流转"土地经营权或使用权。     

西方学者对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处于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危机过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围绕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现状及其前景两大问题,提出了资本主义"特征论"、资本主义"改造论"、资本主义"崩溃论"、资本主义"替代论"等不同论调。显然,西方学者的这些论调都是基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对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所作的现实分析,因此某种程度上既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情绪化。无论如何,这些反思为我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力支持——中亚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面广,其全面推进提出了更高的智力支持要求。通过梳理既有研究现状,笔者试图发现,从智力支持角度,"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研究的基本要求及未来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亚研究带来重大机遇,使其资源投入增多、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机构增长、学术阵地拓展,但中亚研究所贡献的智力支持仍存在重要不足。为逐步强化中亚研究对"一带一路"倡议及更为宏大的国家战略的智力支持,中亚研究界需要加大对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问题研究的融合,加大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深化与拓展研究议题。唯有如此,才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中亚研究水平的真正提升,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提供更好、更大的智力支持。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不能改变历史发展方向

帝国主义大搞"和平演变",某些国家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使世人议论纷纭:社会主义是不是"大失败"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还是历史的大趋势吗?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寻求答案。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十月革命证实了这一理论,并     

简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中亚战略“新常态”

中亚地区不仅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着力点。2009年之后,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有些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强化对中亚外交,以在应对美国战略中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然而将中国中亚战略从属于对美战略的看法有失偏颇。"一带一路"宏大战略擘画的提出,为中国重新校准中亚战略奠定了基础。中国新中亚战略必须采取"反客为主"的姿态,借助有利条件,克服地缘政治和区域制度方面的一些障碍,打造中国深层次改革开放的对外战略"新常态"。     

奥菲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思考

奥菲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分析中,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新的思考.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家主义战略是与无产阶级解放目标背道而驰的,并且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客观条件下,也是行不通的,为此他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非国家主义战略问题.同时,他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变化,将新社会运动看作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新社会运动的基础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马克思"两个必然"判断的当代实践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两个必然"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共产主义实践也融入新的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对"两个必然"的理解必须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