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模型——基于L县政策执行的实证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街头官僚的规则变通意愿势必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我们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在政策执行三重压力中介影响下构建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理论模型和拓展模型。在L县发放1320份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初始回归模型和调适回归模型,并用两个回归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双侧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和政策制度条件对规则变通的行为意愿具有最高的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显著性影响一般;政策不确定性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甚至出现负相关性;距离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中介作用显著。通过对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厘清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强弱的内在机理,进一步验证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拓展模型在L县的实践。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政策执行中“变通”问题研究——以河北省部分地区包产到户为中心的考察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虽不是国家行政系统中的组成人员,却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神经末梢,因此,在“变通”执行政策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尽管上级的教育和整训比较严格,实践中广大队干部与农民一起,采取多种应对策略,对集体经营等比较硬性的农村政策进行了修改“变通”.探究原委,维护村庄稳定与社员生活是“变通”的主要原因;疲于应付十分棘手的经营管理是“变通”的主观原因；费力不讨好、经常被问责是“变通”的社会心理动因;乡土村落中重人情往来的传统文化使队干部尽可能地向农民靠拢.总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反思集体化时期的乡域治理,同时也对理解现今农村基层干部“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条块互动视角下土政策的生成及演化——基于C县小额信贷政策的过程追踪分析

为什么基层治理中会出现土政策？大量存在的土政策对体制运作又有何影响？本研究以条块互动为分析视角,利用过程追踪分析,对C县小额信贷土政策的生成过程进行深度剖析。研究发现土政策的生成经历三个阶段：（1）任务下达阶段：直线条条设置了过高的绩效目标,斜线条条设置了明确的限制条款,块块部门施加了过强的行政激励。（2）变通执行阶段：行政激励迫使下级部门突破限制条款,以追求更高绩效目标,并且在变通过程中有效防控了变通风险。（3）寻求认同阶段：当变通政策取得绩效后,下级部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认同,不同的上级部门因为绩效共享与否、责任共担与否而给出不同的认定意见。如果上级部门默许,或者多个上级部门意见相左,变通政策就演变为土政策。土政策生成是制度内条块互动的结果,土政策演化则反过来推动制度的渐进变迁。本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政府中条块关系、政策变通的认识,也弥补了街头官僚研究中忽视政策评估阶段的缝隙。     

注意力、政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演进逻辑——基于中央政府环境保护政策进程(2008—2015年)的考察

政府决策过程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主要议题,借鉴心理学的认知动力理论,以及组织行为学的注意力基础观,整理分析2008—2015年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注意力的变化情况,结合环保领域中央政府财政投入预算与决算情况,探讨政府环保政策动机与实际政策行为,重点测量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注意力的变化情况,建构"注意力-动机-行为"的理论框架,从政策理念、政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关系出发,阐释政府决策是一个始于政策理念、政策理念形成政策动机、政策动机指导政策行为的过程。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路径分析

我国现阶段,民族地区刑法变通存在如下问题:刑法变通在立法阶段存在缺失,刑法变通在适用阶段较为混乱,刑法变通的程序性有待加强。刑法变通主要存在立法变通、刑事政策指导下的法律适用变通以及通过刑事和解等程序制度的构建进行变通三种路径,三种路径各有利弊。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刑法变通路径,就应当认识到三条路径各自的特点,充分利用其优势,完善其不足,宏观布局,长期投入,真正将刑法变通路径建设成为一条规范性、长远性的法制化道路。     

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理论进路：评述与比较

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4种理论进路各有特点。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分析非常清晰,可提供直接的政策工具;演化经济学给予科技发展一种系统的理解,可得到科技发展的结构性制度安排;STS以宽阔的视野,在政策导向、科技行为的规范、政策对科技的建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措施含义;政策科学的分析关注政策系统,为改进政策过程提供认识基础。基于对4种理论进路共性与差异的比较,提出了一个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整合的概念框架。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政策途径

当前,搞好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政策途径是:探索体现民情的政策制定模式,尽快出台促进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社区政策;避免政策执行过程的策略行为,有效治理社区政策变通中违背政策原理的现象;克服政策评估出现的认识误区,努力发展促使社区自组织能力提升的评估事业;强化政策监控应有的建设功能,坚决遏制阻碍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消极因素;及时疏通社区政策的终结渠道,科学处理政策周期及政策发展出现的障碍问题;优化社会政策系统的构成单元,实现有效促进社区自组织机制优化的政策创新.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传统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 ,其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现代团体主义政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观点 ,它们分别认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或者是团体利益 ,或者是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这些观点都有其不足之处 ,其中有些观点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从根本上说 ,在阶级社会 ,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必然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把人民利益作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政策变迁视角下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逻辑——基于广西A县经验的分析

关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横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分割开来探讨,很少从纵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统一起来考察,忽视了二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及其表现。本文引入时间因素,以政策变迁的视角对广西A县经验进行历时性分析,从政策与试点关系的时序变化中探讨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的推进逻辑,并依据案例建构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时空交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对自上而下输入的宅基地改革试点而言,政策往往会在时间上经历滞后于情景、超前于情景以及与情景相适应三个不同阶段,其背后隐藏着试点运作转型的两种行动空间,即“应激性转型”和“调适性转型”,这种时间和空间来回切换的发生逻辑可以由“时空交接”机制予以阐释。“时空交接”分析框架的建构,实现了对“试点”与“政策”的统一考察,为长时段的宅改试点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试点政策的变迁轨迹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对制度堕距理论、制度适应理论和政策“时空适配”观均有所发展。     

政府政策能力论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一方面,政策能力是政府能力的重要内容与核心体现,另一方面,政策能力为衡量政府能力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我们也可以根据政府政策能力的大小来确定政府的活动范围。从公共政策功能的视角看,政策能力主要包括规范管制公众行为的能力、引导公众观念与行为的能力、调控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和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对政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升政策能力、优化宏观调控已经成为最迫切的现实需要。     

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公共政策平衡理论的研究

建设和谐社会要发挥公共政策在平衡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一些不和谐现象的政策根源,初步构建"公共政策平衡理论"的框架,并阐述该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1)缺陷理论.对有缺陷的公共政策进行分类,分析缺陷产生的原因及应对措施.(2)更新理论.从政策更新的事实出发,分析了政策更新的原因、内容和原则.(3)循环理论.从揭示公共政策的循环性特征出发,分析政策循环的原因,指出公共政策的循环规律及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     

司法政策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探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政策执行者机会主义行为对司法政策执行的干扰,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一道挥之不去的噩梦,严重妨碍我国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以相关现象在民事"调解优先"司法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表现为考察面,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导致机会主义执行行为产生的主要制度缺陷及其作用方式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若干治理对策:构建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利益平衡机制;政策执行监控主体的合理扩容;政策质量的提高与宣传力度的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

多源流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变迁理论,为我们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问题之窗与政治之窗的打开都能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提供机会,但有些住房政策变迁情形也可能是起因于方案可行性程度的提高.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有赖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交汇,即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三者的有机结合.在运用多源流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出一个政策变迁动力模式,这一模式包含五种政策变迁动力因素:问题的变化、方案可行性的增强、政治形势的变化、外部事件的冲击、正面政策效果的积累.这五种因素从不同的方面启示了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     

地方政府的政策规避与政策创新辨析

政策规避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常见行为,它具备目标偏离性、行为隐蔽性、活动相关性、主客观结合性等特点。政策创新的实质是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决策、价值、观念、原则、思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政策创新在政策目标的趋向性、政策措施的新颖性和有效性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外部经济性等方面与政策规避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现阶段防范和治理政策规避的根本途径。     

博弈论视角下的“高考移民”限制政策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是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演进而出现的。随着高考移民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这一问题的解决纳入了政府的视野,相关地方政府出台了限制高考移民的政策。针对这一事实的存在,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的博弈理论分析模型来透视各地相关的高考移民限制政策,找出高考移民现象出现的症结所在。高考移民的现象是在现行的高考制度内考生与高考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博弈所引致的。高考政策制定者是这一博弈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是与高考政策的瑕疵紧密相关的。解决目前的高考移民问题应该对博弈参加者的行为选择进行具体的分析。     

烧水壶:基于农民工实践的政策科学模型研究

模型建构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理论发展工具。针对当前政策科学存在的范式危机,学术界纷纷建构替代主流政策过程理论的科学模型。目前这种建构政策科学模型的工程正在进行中。根据农民工的政策实践活动提出的烧水壶模型,认为在总体上政策过程是由人们的利益、认识、权力、制度及行为等五个因素互动的产物,具有社会、行为、功能等三种基本条件以及企业性、多极性与新生性等三种发展机制,在时空上展现出一种如烧水壶烧水的多环节、多结果的形态。     

我国住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机理分析

我国住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其特定轨迹。目前,我国住房政策制定已形成了以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主,以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财政部、银监会、监察部和统计局等中央部门为辅的主体框架。住房政策实施达不到预期目标、政策异变或者政策失灵(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的住房政策在地方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近十多年来,中央政府的住房政策制定呈现出一定的规定性、原则性、统一性和短期性等特征。地方政府对中央住房政策的策略响应主要是延缓执行、选择执行、变通执行和创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