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中国公民社会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社会政策参与的日益活跃和扩大化,直接得益于制度环境的改善。但是,目前的制度环境仍包含诸多障碍因素,主要是:制度环境的控制与限制取向制约了民间组织实力和规模的壮大;监管体制缺陷导致民间组织"行政化"和"营利化";参与渠道不畅,非制度化参与呈扩大趋势。     

去行政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民间组织行政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无论从中国民间组织社会功能的发挥、社会公信力的提高方面来看,还是从民间组织的自身建设、去营利化方面来看,行政化都是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去行政化是推动中国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形成了现在以双重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民间组织的发展和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缺陷。优化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培育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必然选择。     

民间组织发展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

目前有关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系统阐述民间组织与民主关系的论文较少。本文通过对民间组织的含义、特征的扼要分析,试图重点揭示民间组织以及以民间组织为核心构成的公民社会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培育公民社会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民间组织在促进公民参与中的作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促进公民参与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公民参与的领域;民间组织有利于一定范围内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成为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的新载体;民间组织所倡导的自治理念与志愿精神,为公民参与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民间组织为公民通过实践学习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有助于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     

民间组织发展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民间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各种非官方、非营利性公民自治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民间组织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主体之一,不仅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而且是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经济、社会、文化及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系统安排、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公民社会发展与维稳思维转变

在我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其实它们都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公民社会"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civil society的重新定位,相对于"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的译名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俞可平教授指出:"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具有必然性.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加大达成政策共识的难度,增加社会冲突;使政策偏向于强势群体,损害弱势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利益;增加政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降低政策过程的效率;损害政策的科学性,增加政策过程的非理性因素.     

从公益性草根民间组织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

我国草根民间组织正处于初创阶段,其中的公益性草根民间组织在培育公民社会、增强公民素养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其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功能来保障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从保障执行、凝聚群众、自我治理、协调整合、信息沟通等方面强化自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