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法律服务的资源整合与体系建构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体系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建设和发展时期。目前,迫切需要开发与整合农村社区能够促进法律服务有效运行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内外资源,为满足广大社区农民实现民主、公平和正义的内在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制度性平台;从国家层面看,则需要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恢复农村社区互助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区有偿法律服务体系,形成公共财政为主、集体和个人多方参与、配置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综合法律服务体系。     

农村基层民主的助推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参与

动员广大农民及各种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着农村民主治理的深化与拓展程度。在社区建设中,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领域的多样化和参与形式的丰富性,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各项公共利益、保障社区主体的民主权利、提升社区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的持续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少年的社区教育问题

本文概括了当前农村青少年的现状和问题,并在把握社区建设的基本内涵和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青少年的社区教育体系。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城市人民公社时期社区治理模式的体制分析

人民公社制度在1958年后,普遍取代了市-区-街的市政管理体制,成为城市主要的管理机构.出于对这种体制下的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适应,社区治理的结构和功能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化了集行政性与服务性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制特征.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功能优势,也有明显的体制缺陷.在公社解体后,社区的单位制特征因社会单位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延续,因此对这个历史时期社区治理模式的考察,有利于了解今天社区体制的形成原因,并对把握社区体制的改革方向有一定的镜鉴价值.     

农村宅基地“使用效率”与“民众期望”调查研究

近年来,农村宅基地闲置现状越发严重,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是否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讨论热潮。为了深入了解宅基地流转的必要性,笔者到荣昌县螺罐村进行了调查,发现解决宅基地资源浪费的困境还存在另一种办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本文将从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三个角度探讨如何提高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效率。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强调的新农村建设,包含了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能把新农村建设与现行的“三农”政策割裂开来,必须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社区矫正制度城乡差异比较探讨 ——以京津冀个别地区为例

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平.依托社区环境,借助社区资源是社区矫正的特色与优势.同时,社区环境必然影响社区矫正的执行及效果.当前,城市与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难有共性,也有差异.文章首先就我国城市及农村社区矫正发展的现状展开论述,其次指出我国城市及农村社区矫正发展中存在的共...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研究

自2018年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再次被凸显。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全面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区的法制教育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吉林省,这个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状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显著影响。乡村社区法制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增强法治意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能通过引导农民依法经营、依法生活,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出发,深入探讨了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现状、问题、挑战以及对策。通过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深入研究,本文强调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推进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难点分析

社区矫正在我国还是初创时期,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模式,更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门制度,再加上未成年时期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从而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难上加难。这些难点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对象自身问题、适用范围问题、矫正方式问题和法律依据问题等四个方面。     

对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及其社区预防工作的实证分析

社区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结相关预防单元的重要单位。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作用愈加突出。因此,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区预防工作应该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注重“七化”建设,从而通过其自身所特有的机制来充分发挥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功能。     

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调查报告——以浙江省为例

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与国家控制力减弱,社会组织力量松弱;社区服刑人员规模扩张过速,监管矫正力量相对短缺;社区服刑人员入口控制不力,威慑性设施、手段、工具有限;社区服刑人员的习惯、性格问题和不利遭遇有关。对此,我们应当适度控制社区矫正规模,推进社区发展,强化非正式控制;提升社区矫正机构专业化程度,强化司法所力量,建立必要的中间制裁机构和设施,建立基于风险和需求评估的再犯可能性评估机制来防控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     

发挥社区教育功能 调动女教师积极性——北京市顺义区教育中心妇委会活动纪实

北京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妇委会注意充分发挥“四个功能”,在促进社区教育中心两个文明建设,提高女干部、教师素质,做女干部、教师当家人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然而,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胶着在一起,滞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农村政治文化创新,提高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持.     

当前社区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这里所论及的社区是指青少年日常生活所处的周围环境，是在一定或特定区域，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区域，如农村的村，城市的街道。社区预防在青少年犯罪预防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已经成为中外各国致力于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工作者的共识。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区建设相应得到加强，它在为维护社区治安，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蔓延之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社区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其没能从真正意义上发挥其作用，其潜能还有待挖掘，笔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建设及对我们的启示

中国的社区矫正迅速发展，“中途之家”成为司法界关注的热点，在日本，这类机构被统称为“社区更生保护设施”，已有120年的历史，期间经历过创立、兴起、停滞、平稳增长等不同发展阶段，从民间兴办到政府积极投资，制定法律法规规范民间行为。今天日本的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已是一个组织机构运作有序、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共存、规模固定、分类接受、教育训练有方、就业方式灵活的制度系统，尽管国进民退、运营经费紧张、职员老龄化、融入地域社会困难等仍被学界所指责，但是无论是经验和教训对年轻的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而言仍具有借鉴价值，它启示我们应当合理确定“中途之家”的规模、明确矫正对象的法地位、注重机构的福利帮教功能、积极培育民间矫正力量等。     

关于浙江新农村村民反邪教意识的调研——以浙江临安柯家村为例

邪教恶势力依然存在,农村依然是邪教侵占的主要市场。随着浙江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一千个文化礼堂建设工程的开展,农村反邪教出现了新的局面。笔者以浙江临安柯家村为实例,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座谈会等形式完成调研。结果显示柯家村村民具有一定的反邪教意识,其原因主要归结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业余生活的丰富,文化知识的普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农村社区反邪教的一些启示与思考。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