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教出阳光和希望

正每次看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赞美词语,也看到"教书育人"颂歌,好像是给我一生的总结:都是在说培养人是一件长久不容易的事。而我就是从事这个事业。作为一名普通的四团中学教师,我坚信这样一个教育理念,那就是:教孩子其实就是给一个孩子和一个家庭美好的未来。曾几何时,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对教师这个行业有了好感。那时我家住在第一师四团十八连,距离团部42公里,连队有所小学校,七十年代,我在那上完了小学和初中。那时候,父母忙着农业学大寨,开荒造田,好像没多少时间管我     

一路有你

最初的记忆中是没有电话的。 那个时候,有啥要紧事,需要给十里开外的亲戚、朋友递个话,要么就是徒步翻山越岭去登门拜访,要么就是遇上有顺便去亲戚朋友那村办事的人捎个口信、带个话过去。若是更远一点,就得写信了,一封信十天半个月能到算幸运的了,杳无音信也是常有的事。我在兰州的建筑工地打工搬砖头的时候,就经常给远在天水乡下山里的父母写家信,诉说着我的苦闷、我的孤独;我也从父母的回信中贪婪而急切地获取着精神上的安慰,并将之转化成了我搬砖头的力量。那个时候,之所以不打电话。是因为我们乡下农村是没有电话的。     

王震在江西

1981年 1月,王震在新疆巡视时,曾经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在"文革"期间的一段往事.他说:"农垦这件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管着.那时把我下放到江西,也是在一个农场.虽然是‘走资派',但我过得很舒服.在那个农场我是一个很有权威的‘走资派',很有权威的场长.直到现在,那个农场的广大工人,仍然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往来."     

永远不让闹钟响

我的老板有一套很特殊的“闹钟”管理哲学。 一次,老板交代我们部门做一件事,并说,等他处理完这个月报税的事,就和我们开会。 “到底什么时候要开？”我们私下问部门主管。 “就是处理完报税之后。”部门主管说。     

纳鞋底

正对生活在新时代都市里的年轻人来说,纳鞋底这个词是非常陌生的,但对于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那是深藏在记忆里割舍不断的乡愁。从我记事起,每年的农闲时节,年轻的母亲和我或叫大娘或叫婶子的妇女们聚拢在一起,边拉呱边做针线活,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纳鞋底、做鞋子。在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没有像今天这样琳琅满目、各式各样     

在最美好的时刻离开

我的祖母说过：“人们应该在最美好的时候离开。”因为这个认知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不是我的祖母．而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他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峰终定律”：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记忆仅限于高峰和结尾．事件过程对记忆几乎没有影响。高峰之后，终点出现得越迅速．这件事留给我们的印象就越深刻。     

好女婿悉心照顾瘫痪岳母

"妈,你看这是我们购买的楼房,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今年就可以搬进楼房了,我带您在团部转转,看看有什么变化。""五一"这天,二师三十团八连职工李维生和以往一样,推着瘫痪的岳母到团部转转,这也是李维生常年坚持的一件事,那就是隔上十几天就要推着岳母从离团部8公里以外的     

一位女劳模的心里话

我叫杨世兰,是四师六十一团农五连的一名普通职工,是去年7月份刚宣誓过的一名新党员,这些天,我一有空就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看电视、看报纸,连队组织的集中学习我也参加了。你要问我有什么感想?那我感想可多了,我是军垦第二代,当然要永远跟党走,发扬光大我们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了。"你让我说具体点,要说的可多了,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从哪说起呢,说我感受最深的两三件事,那行,那我就挑着说了。"这第一件事啊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让我们家致富了。自1988     

生存,还是生活

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个德国留学生在国外因为迷恋赌博,导致破产、失业、离婚,欠下了五十万欧元的债务,人已经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他的大哥,五十岁,决定去德国打工,一边为弟弟还债,一边看着弟弟戒赌。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妻子身体不好,女儿正上高中。为了这个决定,气恼的妻子和他离婚了。他只身一人去了德国。到了德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地下赌场谈判。他说,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这里就是为了救弟弟,如果你们再放他进去赌,我第一不会还债,第二就报警。如果你们想砍死我,请便。     

关于莆田建党建团的问题

大夏支部成立于1924年秋天,当时是在我的房间里开会的。记得当时我住的附近资本家门口,摆两盆菊花,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附近宿舍里开会。1924年这一年年假,我曾回家一次,主要是看我的母亲。本来是想赶回家过元霄(正月初九日,莆田风俗不是正月十五日)到了十一日才到家,元霄已过。当时团的负责同志,要找以全国学生总会名义,回家去宣传。带了许多印刷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邓小平晚年与台湾问题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和《兵团工运》的朋友说说心里话

我有很多朋友,《兵团工运》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朋友显得越来越重要,给我的人生增添了许多情趣和激情。 认识《兵团工运》是10年前的事。那时,我刚拿起笔,学着写小豆腐块。有一天,团纪委书记吴锦生同志领着一位年轻人来到一八一团一营二连。他指着年轻人向我介绍,这位是《兵团工运》的记者。你喜欢写东西,应该认     

话剧中国化的历程及其启示——纪念中国话剧90年

中国话剧早期的开创是跟辛亥革命有着密切关系的。辛亥革命在武汉获得成功的时候,有一个话剧团体(当时习称文明戏团体)叫进化团,演了一个戏《黄金赤血》。演这个戏的目的是为这次革命募捐。这表明话剧的的确确从一开始跟中国革命的关系就非常密切。那个时候,话剧刚刚传到中国来,中国人还很不熟悉。     

我有弟弟

我从没有想过如此不起眼的一件小事情,竟会让弟弟对我感激至今,甚至牺牲自己上学的机会打工挣钱供我读书。弟弟虽不善言辞,却始终用行动证明了他对我的关爱。今天,在弟弟婚礼的宴席上,我听完弟弟讲述的那个冬天里的故事,回想起这十几年里,弟弟为我所做的一切,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我3岁的时候,妈妈生下了我的弟弟。打他出生那一天起,我一直很讨厌他,因为在农村,儿子是用来养老的,而女儿却是替人家养的,因此,父母总是特别宠他,给他买这个买那个,这让我心里特别嫉妒。虽然我很讨厌他,但…     

信仰的力量——学习魏德友心得体会

正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信仰弥足珍贵,唯有坚持愈加重要。"我只是一直在做一件很小的事而已。"魏德友夫妇52年像一天,不忘初心,倾力做好一件事——为国守边防。老魏叔的故事让我感受着信仰的力量。责任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使命。2008年我大学毕业,作为一名"一连一生"从甘肃来到美丽九师一六七团。转眼间8年过去了,说实话,我非常庆幸自己的选择,成为一名"兵团三代",在这片沃土上,我播撒这希望     

年前我演雷锋

1978年拍摄《雷锋》，至现在已是35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可现在已经是个年过花甲的人了。但说实话，“雷锋”这个名字，还有这个名字带给我这35年的感触和思考，却并没有随着当年拍摄的结束而离我远去。举个例子吧，丰台文化馆每年都会邀请我作为嘉宾，与雷锋当年的战友和领导，一起去参加”3·5”的活动，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个纪念雷锋的展览，展览上绝大多数的展品，     

在禁止党员领导干部为亲属谋取利益方面有哪些规定？

自从我丈夫被提拔为局级领导干部后，亲戚、朋友挤破了门，不是请你办这个事就是求你干那个事，弄得我们不胜其烦。有时为了躲避这些，我丈夫甚至不敢回家，我这个当妻子的只有替他挡驾，耐心地和人家解释有规定不能办也办不了，可谁都不信!请问贵刊，在禁止党员领导干部为亲属谋取利益方面是否有明确规定？     

应该做什么样的"官二代"

当“我爸是李刚”“我叔叔是金国友”成为2010年最大的社会笑谈和讥讽对象的时候，媒体报道的段君毅长子段存让朴素低调的生活作风感动了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的事，一时传为佳话。这两件均发生在“官二代”身上的事，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     

重复自己就是抄袭

最省时省力见效果的事儿,就是重复自己了。人的一生．大多时候是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干自己干过的事,因为这样省事。就算有所突破,干了一件不是重复自己的事,可也是重复了别人的事。大家最爱重复的就是重复成功人士的成功之路了。     

理财要从小开始

3—5岁：上早教理财课 3岁的孩子能够知道“买”是怎么一件事；4岁孩子能够辨认出不同钞票的面值；6岁的孩子懂得将不同币值的钞票累加出他想要的那个数字，这就是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