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在突破TPP壁垒中的法律应对

"亚投行"系中国倡议的首个政府间、区域性的多边金融法人机构,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环节,亦是中国突破已达成的TPP贸易区壁垒的重要着力点。"亚投行"将重点服务于亚洲区域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助益亚洲区域贸易、融投资规则的一体化发展。与TPP完善的投融资规则相较,"亚投行"需要完善内部治理规则,建构"贷款投资保险机制"、"贷款争端解决机制"等融投资治理框架,以应对TPP的挑战。     

亚投行的性质定位、筹建意义及未来挑战问题研究

亚洲基础设施整体发展水平滞后且不均衡,成为了"一带一路"亚洲区域沿途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短板。亚投行作为真正由发展中国家发起、主导的政府间多边金融机构,其成功筹建、发展壮大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亚投行在实质筹备阶段及未来经营发展过程中,还将面临多方面挑战。     

TPP协定下的常规争端解决机制:文本评析与启示

TPP协定的面世推动了全球经贸规则的新一轮博弈。在争端解决领域,新生的TPP常规争端机制实现了若干突破与创新。它们既弥合了现行WTO争端机制的不足,也推动了当前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纵深发展,更为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TPP环境规则的特征变化及制度启示

TPP环境条款涵盖议题广泛,既有原则性的环境条款,也就具体领域展开规定;既有实体义务条款,也有确保环境义务得以落实的程序机制条款。总体而言,TPP环境条款是环境保护规则的"升级版",是现有环境规则的"集大成者",虽短期影响趋弱,但展示了国际经贸协定中环境规则发展的深远趋势。我国应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对TPP环境规则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认真考虑现有的经贸投资与环境制度是否兼容,确定应对措施,积极争取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     

美国推动TPP的战略动因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2015年10月5日美国等12国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TPP协议达成,长时间以来学术界热议的TPP协议最终尘埃落定。TPP旨在打造"高标准、高质量"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样本",其最终落实必将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并对中国推动的亚洲区域合作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推动TPP的战略意图也值得深思。如何对冲TPP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发展道路模式的新探索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发展成功背后的制度因素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也随之兴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确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五大发展理念",主导和参与了诸多合作倡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AII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制定宏伟改革蓝图,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丰富了世界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中国FTA战略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呈现一种"多框架并存、竞争性合作"的特点。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美国力推TPP以介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港澳台进一步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对此,中国需冷静应对TPP,同时积极促成东亚"10+X"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并积极联合港澳台,共同谋求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     

东北亚地区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地区政治实力的增强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东北亚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地区和平与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分析东北亚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干扰;中日韩面临历史问题的困境;朝鲜核问题扰乱东北亚局势;区域安全机制中的"去中国化"态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北亚安全治理的出路在于:第一,要构建新的安全格局;第二,要完善现有安全机制;第三,要关注非传统安全。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通常是彼此割裂的.西柏坡会议确定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基于政治优先、资源集聚等优势,城市不但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机制,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治理高地.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实施以后,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市域治理时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完善,作为城市治理到区域治理中间环节的市域治理成为消除城乡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核心环节;同时,城市治理机制的区域扩散表明,城市、市域、区域治理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区域治理现代化,从而实现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区域治理的目标一致.     

区域战略化、政策区域化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变迁

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不仅关系到环境问题本身,更是一个典型的跨区域、跨领域与跨层级的公共治理问题,需要将区域战略和政策的演化一同考虑。中国的具体实践表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是在区域战略化与政策区域化的背景下产生并演化的。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的相关理论,区域战略和政策通过政策网络、制度规则影响交易成本与协作风险,实现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结构影响。从战略与政策的影响出发,中国的区域被分成了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京津冀与长三角两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的变化受到战略与政策组合的影响,这种影响会表现在纵向化升级、网络结构变化和治理机制的调整等方面,京津冀的纵向化影响更为显著,长三角更倾向于横向结构性变化。未来应在治理体系上注重战略性组织与政策性治理组织的相互关系,实现层级扁平化下职能有效分工,而大气污染治理应该更注重根据"战略—政策"组合下的分类指导。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挑战、趋势与战略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会随着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贫困治理依然面临消除绝对贫困、区域与城乡差距、脱贫后返贫以及"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等新问题的挑战,但贫困的标准及内涵、贫困的治理目标、对象、制度设计等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转变。为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和转变,做到承前启后,2020年后中国应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实行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长效减贫机制。     

寻求空间正义：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

区域协同治理是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协同治理的目的是追求区域空间正义。空间正义为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空间正义自身的价值诉求，是区域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目前区域治理中还普遍存在空间分割、空间失衡、空间侵夺和空间悲剧等非正义问题。实现区域空间正义，需要强化识别认同机制，完善生产运行机制，以及构建支持保障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乡村治理发展顶层设计:政策演变与前瞻——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一号文件"有关乡村治理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关注重点,主要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完善与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治理多元化推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中国未来的乡村治理政策,应着力于进一步完善与乡村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加大财政支持、加强民主监督机制、继续创新多元化社会治理机制、挖掘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资源、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青年人才加入乡村社会治理等工作内容。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柔性"政治机制,具有与基层社区治理特征和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与资源。通过建立机制、动员资源、发挥作用等,统一战线能够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基层社区治理也可以因为统一战线的融入而提升绩效,形成统一战线与基层社区治理共融发展的格局。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大学内部决策权配置、制衡的组织机构格局,及其权力运行的规则.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大学治理发展的历史经验、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呼唤、突破高职院校发展瓶颈的现实诉求.为此,需要厘清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参与治理的基本准则;完善"三重一大"、行政事务、学术工作决策的体制机制,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的责任.     

社会治理视角下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强调通过"多元共治"实现"善治"目标,面对城管综合执法实践中存在执法范围不清、执法人员身份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执法与管理部门衔接沟通不畅、法治化建设和水平落后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已成为现实需要。为此需要进一步理顺执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完善执法方式创新执法方法,培育市民规则意识。     

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启动,实为中国在21世纪国际秩序观之体现。新时期的秩序观可谓延续中的变化。其中,延续性主要反映在原则化信念层面,而变化主要反映在因果信念层面:较之此前"维护自主性"的主导策略,"寻求影响力"在当今秩序观中的分量明显加重。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根源既在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亦在于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治理机制的重大缺陷。尽管此前维护自主性的策略不可谓不成功,但新时期内外条件的变化,已使其成效逼近极限。事实上,中国当今面临的发展瓶颈有着深刻的外部根源,即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依赖。脆弱性依赖与发展瓶颈之间的关联,解释了中国为何必须寻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唯有通过培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扩散型互惠",中国才有可能寻得下一阶段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重塑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理论反思

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须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根本之着眼点,立足于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本文分别从治理、发展和维权三大支柱入手,阐述如何革新海洋治理体制机制,建构与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根据"海陆统筹"的原则,充分认识"区域主义路径""整合性路径""功能性路径"的各自特点与优势,形成一个体系合理、结构科学、内容完备、国内治理与国际协作均衡、统合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具有前瞻性的海洋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