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视角下村庄公共设施的治理——以上塘自然村水利设施治理为例

村庄是我国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最直接、最频繁的社会治理层次,比村委会的治理活动蕴含着更深层、更丰富的治理内容。当前我国村庄治理不仅存在社会治理的失效,而且存在着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共同失效的现象。而其失灵的根源是这一治理模式单向地强调国家的价值和意志,抑制了参与者的利益和价值表达,使参与者失去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目标、主体与方式: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析论

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既不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理论的机械搬用,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综合创新的结果。以此为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国家治理实践和思想。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的特色体现在:以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君为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主体,以因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些虽然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可以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统治与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离程度较低,国家的相对自主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社会的限度或制约,统治也就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实现形式。政府的失效与市场的失败出现,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从取向而言,政府治理所依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国家存在于社会;国家受制于社会;国家统一于社会。政府管理方式由统治方式向治理方式转变必须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为基础:从两者合一到两者分离的转变;从两者的分离到两者的合作。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研究简评

从频繁曝光的城管和小贩之间肢体冲突,到2014年8月9日西工城建监察大队组织20余名小贩和市民参加座谈会共同探讨城市治理问题,我国城市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创新城市治理方法、模式、制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持续发展方面都有其现实意义。本文从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西方城市治理理论以及我国城市治理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实践及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近年来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加以简评。     

治理理念下的西方行政改革及启示

人类政治过程的中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重新认识和界定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也体现了治理理念的改革思路,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平正义与社会治理理论创新

关于社会治理理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创新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创新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公平合理配置。     

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策略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结构性因素和治理构建的策略选择具有密切关联,不同治理研究范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大相径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中尤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治理研究范式进行理解和创新。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促使国家、市场和社会制度的重构,从而形成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市场、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     

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转型期内,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弱化现象,这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可对新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有益的探索.在义乌,政府放权为政府与经商户间"合作治理"模式的开展释放了制度空间,但目前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关系与纽带作用,有效助力"合作治理"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