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

特朗普秉持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退出多边国际机制,视国际经济竞争为零和博弈,推行一系列"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特朗普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使美国沦为自由贸易的牺牲品,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起了包括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征、主要内容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动向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将对中美关系、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有别于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优先位置;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但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台海政策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时服务并服从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这些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征。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主轴仍是"分而不独、和而不统";不会"弃台",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但也不会严格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行事,更不会支持中国统一;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障碍。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走向的因素既包括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和官僚体系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对美活动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但在不同阶段其敏感程度有异,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反应与反制程度,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明确中方底线。     

欧美关系“再平衡”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场深刻的革命之中:面对国际格局的巨大变革,发达国家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大西方",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这一情形被称之为"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正是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并无根本性的分歧,它们都是"大西方"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这是中国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特朗普冲击波”下的拉美政策应对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在移民、贸易政策上的调整思路呈现出明显的趋紧态势,而特殊的地缘关系以及拉美经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使得拉美成为受"特朗普新政"冲击最明显的地区。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不利影响,拉美主要大国在聚焦本地区内部市场的同时,也开始探索加快跨区域合作的节奏,尽可能地对冲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拉美经济的负面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9)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政治风险及管控——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但是巴基斯坦内部局势与外部环境均存在不可控因素。这使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印度、美国等域外大国干预、巴内部省份的利益竞争、宗教因素和非传统政治风险。因此,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过程中,为了有效管控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打造区域及区域间安全共同体;建立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形成多方合力以防范与应对投资风险;动员社会资源,创新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对外投资企业则应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其实施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是"以对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扩大贸易"。它申明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具有直接约束力;要求其他国家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坚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它以"国家安全"为由,连续发起贸易"337""232"和"301"调查,对相关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威胁同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一个侧面,即把中国确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为此要竭尽所能阻止中国高科技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不利局面。     

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以特朗普政府援外政策争论为背景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大部分时期视对外援助为国家利益之有效和必要工具,国会参众两院和共和、民主两党也对此形成基本共识。特朗普政府出于"美国优先"理念和对军事实力的信奉,试图在减少赤字的同时增加国防投入,多次提出削减援外等领域预算的方案,但在美国各界的多数反对和批评下,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美国社会对于对外援助政策功能的普遍认同,对理解对外援助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维护必要的政治联盟、促进投资和贸易等经济利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外交和其他途径相配合增加广泛的国家利益,都使适度规模的对外援助成为必要。     

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2019年,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国际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加速发展演变。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大国之间竞争激烈、博弈凸显,导致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全球贸易环境趋紧,贸易摩擦加剧。全球治理面临突出挑战,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接踵而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多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尽管遭遇了各种新的挑战和风险,但中国外交巨轮不为任何迷雾所惑,不被一切风浪所阻,坚定而稳健地沿着既定方向劈波斩浪、奋勇前行。     

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进入中低速增长轨道

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表现不佳,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就业市场稳中向好、物价水平总体稳中有降,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多元。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减弱,全球总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陷入持续低迷等因素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未来,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与投资信心缺失、部分国家深陷社会动荡等因素将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继续扮演主引擎的角色。     

美国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革及影响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对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移民政策进行改革,其核心理念是,优先选择能够在美国获得成功并经济自立的移民,确保移民认同美国价值。对于恐怖主义势力猖獗、难以进行背景调查的地区,暂停移民。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改革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它造成美国社会分裂,也伤及美国企业和技术创新。尽管一再受挫,但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非法移民,收紧移民政策,仍将是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重点。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契合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竞选承诺,反映了其右翼民粹主义倾向和强势的施政风格。特朗普政府针对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限令、对拉美非法移民的强力打压、对合法移民"家庭团聚"规则和传统的改变等,呼应了美国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的诉求,巩固了其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民意基础。但这种保守政策加剧了美国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从外交上看,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加大了美国与其部分盟国之间的隔阂,冲击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还可能刺激美国推行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     

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科技战

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等理论中汲取思想元素并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潮,技术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不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存在实质性差别。根据其目标、动机、政策表现与影响,技术民族主义可分为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和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后者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及其发起的对华科技战,标志着进攻性民族主义政策倾向急剧上升,这反映了美国维护全球经济与技术主导地位的霸权思维。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美国国内亦具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在政策实施中,美方在强调中美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价值观差异与国家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将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及相关高科技企业视为安全威胁,通过"安全化"的政策过程与扩大对华科技战国际联盟体系,不断推进对华科技战。美国的这一政策倾向正在并将继续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础,削弱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并与其他影响因素相互叠加,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的背景、特点与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强调"美国第一"、提出振兴国内产业、加强移民管控、退出国际条约、向盟友索要"保护费"、拒绝大国合作以及不愿承担国际义务等。与以往相比,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是在美国仍握有全球霸权但国力衰退、新兴国家崛起等背景下发生的,其表现形式又与美国以往的孤立主义传统有诸多不同。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所采取的举措不仅撕裂了美国社会,而且对经济全球化、现有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及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关系网络评析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主要是恢复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重申美国的领导地位,带领和帮助中东盟友维护经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支持或宽容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的国家。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与相关国家建立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基于关系认同的关系网络。特朗普政府与关系网络内的盟友开展合作并根据关系认同程度而给予相应的支持;将处于关系网络外的伊朗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危害美国和以色列安全的敌对国家,组织关系网络内的盟国对其围堵和打击。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构建的关系网络,加速了中东地区的新区块化,决定了中东政治的新面貌。     

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的变与不变

2017年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古巴金融交易、旅行、侨汇等方面的限制,并以古巴支持委内瑞拉左翼政府为由激活"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章,允许美国公民和法人向法院就1959年古巴革命后征收的财产提起诉讼,对古巴改善投资环境构成挑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又没有完全逆转奥巴马时期的政策,在移民、反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与古巴继续接触与合作。影响美古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在推进古巴民主和人权、改变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存在"以压促变"和"以接触促变"两种不同策略的争论,当然还有古巴裔美国人民意的变化、选举承诺以及特朗普的个性等因素。特朗普任内对古巴的高压政策不会改变,尤其随着2020年大选临近更是如此。古巴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模式更新",只有更新改革获得成功,古巴才能走上一条符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美国对华贸易战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美国对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虽然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但特朗普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回流、重塑全球分工格局、阻遏中国科技企业成长的单边主义行径,对中美关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已然造成巨大破坏.长期来看,美国发起的"关税战""科技战"对世界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破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冲击,使得国家安全压倒经济利益成为各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优先选项,这些将带来系统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化的碎片化、区域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闭环化.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基于案例与对策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跨国经营。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在境外形成了若干个原油和矿产资源生产基地,获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油气、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风险性无疑是跨国公司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必然会遭遇两类风险:经营性风险和国外政治性风险。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现身于国际商业和资本市场,国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