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将"美国优先"作为对欧政策的主导原则,以施压与交易方式推进对欧政策调整,导致美欧同盟关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交易性成分增多、同盟趋于松散化和竞争性的一面凸显等。特朗普政府偏执于"美国优先"及"单边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是导致美欧同盟关系恶化的核心症结,而美欧对外战略调整与安全战略选择错位以及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联盟的认同度下降,使得联盟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治下的美欧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并对欧盟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也牵动了美欧俄、美欧中三边关系的走向。衰落但有韧性的美欧同盟关系仍将继续维系和存在,中短期内仍将保持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9)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加重。总体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将固化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美日同盟压力。     

评里根政府对西欧的政策

一九八○年十一月四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以压倒优势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九届总统。它标志着美国开始了转向保守的一个新的时期。在外交方面,里根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谋求稳定和改善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近一年来,里根政府正在对美国以往的具体外交政策重新探讨,进行调整。由于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西欧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历来占据重要地位,人们必然关心:在这期间,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否有所改变;美国对西欧的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美、欧关系还面临什么问题、前景如何?下面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与评估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中国与欧洲最终分别以"最强大对手"与"最重要盟友"的身份出现于美国的战略图谱,形成了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现实和心理基础。"联欧制华"的战略逻辑是:要完成"迅速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战略目标,则需要"强大且顺从"的欧洲的援助,因此需要对欧洲进行改造,以便将其纳入美国的对华战略轨道。然而,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陷入了逻辑困境,即"顺从的欧洲无法强大",而"强大的欧洲不会顺从"。其根源在于欧洲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意愿强度不同,美国以"印太战略"为遏制中国的抓手削弱了欧洲参与其对华战略的意愿,美国本身的吸引力和领导力正在下降。但在某些条件下,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也有可能按照美国的战略逻辑发展,比如,欧洲一体化受阻,俄罗斯对欧洲威胁上升,中国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的针对对象,美国"印太战略"失利转而调整美欧关系等。为应对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中国应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努力经营周边外交,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贡献新的战略文化等。     

阿富汗危机与欧美关系的疏离态势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欧龃龉不断.拜登上台后,宣称"美国归来",重回多边主义,并强调盟友的核心地位,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迎合"欧洲的立场,欧美关系呈现回暖态势.但阿富汗危机表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欧矛盾虽具个人色彩,却更是在百年变局下双方观念疏离和利益分化的结果.对于美国,无论是特朗普的交易型"美国优先"政策,还是拜登的"美国回归"宣示,都表明大国博弈、美国利益优先、多边机制工具化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关键词,核心都是维持美国霸权.对于欧洲,其重要诉求是在大国博弈中避免自身被边缘化和沦为大国竞争的博弈场,要作为独立存在、寻求以"欧洲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成为独特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受地缘政治逻辑驱动,欧美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日益疏离、利益持续偏移、认同不断弱化.阿富汗危机再次暴露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欧美关系疏离态势难以逆转.     

美欧矛盾的性质及其未来趋势

当前美欧互"怼",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公开而激烈的冲突。美欧矛盾是世界大变局在美欧关系这一局部的具体展开,是美欧各自对世界大变局的政策反应,有其深刻的观念基础、利益基础和国际观基础,因而当前美欧矛盾是结构性矛盾,而不限于事务性冲突。"特朗普冲击"与"特朗普主义"加剧了美欧矛盾,使美欧矛盾以更激烈的方式展开,但特朗普上台只是美欧矛盾加剧的催化剂,而非根本原因。未来美欧矛盾"渐行渐远"有必然性。无论如何,美欧关系的"蜜月期"已经日过中天,类似冷战时期的美欧军事同盟和冷战后的美欧"价值观同盟"难以再现,这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     

欧盟对美政策调整的原因及趋向

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优先"政策的推进,美国成为欧洲利益最大的践踏者和破坏者。与此同时,欧盟自身也面临严重困难。英国"脱欧"久拖不决,内部分歧增大,民粹主义兴风作浪,欧洲一体化寸步难行,致使欧盟无法达成共识,共同应对美国挑战。因此,欧盟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为困难的选择,是继续拥抱美国,忍受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是争取独立自主?目前,欧盟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其对美政策已经在进行调整,尽管调整的方向还并不清晰。由于欧盟的特殊性,这种调整肯定是渐进的、缓慢的。从长远来看,欧盟的渐进式调整,特别是"战略自主"建设,逐渐会引发欧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马克龙执政以来法国对外战略特点探析

自2017年5月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以来,其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美国单边主义不断冲击现有国际秩序,俄欧关系缓和仍需逾越多重障碍,德法受各自内政影响而在欧洲一体化具体方案上迟迟达不成一致等。马克龙继承了法国戴高乐主义的外交传统,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原则,重申振兴欧洲的雄心,努力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多边主义,在对外战略上表现出灵活开放、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特点,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调解平衡的作用,致力于增强法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东乱局持久化背景下欧盟中东战略的调整及困境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陷入整体性的大动荡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伊朗核问题和巴以问题上出现了极大退步。美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度走到战争边缘;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及利比亚战事频繁,导致中东难民不断涌入欧洲,这些都给欧盟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欧盟不得不对其中东战略作出相应调整。当前的欧盟中东战略表现出更加务实、军民手段并重和更为独立等新特点。尽管欧盟中东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身核心利益,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虽然美欧在中东龃龉不断,但欧盟中东战略仍将在美欧盟友关系的框架下不断演进。英国"脱欧"有助于欧盟消除内部主要分歧,中东乱局亦未陷入完全失控,这都为欧盟中东战略加速调整与成型创造了契机。     

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强力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给传统的美欧关系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遭到了倡导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欧盟反对,导致美欧在自由贸易、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问题上的分歧加大。该政策还加剧了双方的贸易摩擦,使美欧经贸关系受损。特朗普在贸易关税问题上对欧盟恫吓胁迫,损害了美欧之间的互信与伙伴关系,导致双方关系裂痕加大。鉴于特朗普不大可能改变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美欧之间的分歧与摩擦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双方关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将随之增加。     

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确立 看欧盟对外战略布局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双边自由贸易架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国际格局转变的"潘多拉之匣",使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积累的矛盾趋于激化。在此形势下,欧盟确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战略意图是维护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反制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强硬政策,并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架构折射出当前欧盟对外战略布局的运作特征,即在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之间、在"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理念之间、在美欧日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之间开展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的博弈。由于其内外多重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欧盟将持续推进这一架构,中欧关系将因受到影响而包含较大的不确定性。     

欧洲安全:谁主沉浮

"9·11"事件后美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导致美、欧、俄关系的调整,使三方对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呈现新的态势,牵动欧洲安全格局发生微妙变化,其发展走势值得关注.     

拜登政府与美欧关系修复的空间及限度

在经历了"特朗普冲击波"后,拜登执政为美欧关系的修复打开了"机会之窗".拜登政府的外交理念回归传统、美欧原有的共同利益基础以及双方短期利益汇合等因素,将助推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会有所加强.但由于受到国际变局带来的根本性制约以及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美欧关系的修复空间较为有限.中国因素的凸显既可能刺激美欧加强协调合作,也可能加大美欧战略分歧.归根结底,美欧战略目标与利益诉求的错位决定了美欧传统盟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拜登政府也无力改变这一点.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美欧对华政策协调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现阶段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突出体现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双方应对方式方法的差异、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矛盾使得政策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也对美欧跨大西洋涉华政策具有反塑作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一个风向标,反映了美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以及中欧之间寻求接触、合作和推行多边主义的诉求.美国仍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后续批准施加多方面影响,协定能否顺利落地执行仍取决于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能力、中欧战略互信、欧洲战略自主程度等,但中欧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除了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部分网络空间政策之外,通过颁布行政令、战略文件和法案等对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美国网络战略架构转型,并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进行了全面的网络空间战略调整。大国竞争成为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制定的重要背景和驱动因素,由此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激进化趋势无疑将令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中的关系面临更多挑战,也将使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面临更多障碍。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俄关系新变化

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到拜登执政时期的美俄关系,是全球转型调整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近几十年来美俄关系的周期性、结构性演进趋势加以观察发现,拜登时期的美俄关系将不同于特朗普时期,但也不会重回奥巴马时期.偏重于首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定势将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形成掣肘,美俄关系也会受到一系列深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美俄在战略安全领域的互动有所进展,但无法避免彼此对峙施压的局面.美国对俄制裁未有终日,新爆发的热点争议将引发进一步的相互制裁.总体而言,在"前苏联空间"、气候变化、全球秩序构建等问题上,美俄在继续强硬抗衡的同时,也有可能在若干领域寻求妥协,以确保实现各自的主要愿景.     

英国"脱欧"的历史缘由与前景展望

英国"脱欧"公投引发了英国主权与欧盟超国家治理之间的矛盾,英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发展之间的联系将变得愈发紧密,并牵动英国、欧盟与北约等多边关系的走向。"脱欧"后的英国对国家的掌控将有所加强,但其在欧洲和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将遭受挑战。英国"脱欧"是其传统对欧政策和现实政治交织的产物,"脱欧"公投呈现出英国地域、阶层和族群的差异性。英国政党的对欧政策不能完全违背传统对欧政策的"孤立主义"原则。英国未来将面临诸多调整,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党能否达成共识,并使其成为真正符合"人民意志"的期待。回归历史与传统则是英国发展的基本走向。     

多元制衡：“印太”变局下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澳关系也自2016年以来经历了重大波折和结构调整。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领导能力及意愿的下降,对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境带来了结构性挑战。安全挑战的加剧、国际秩序的变化、经济依赖的失衡,均给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试图在调整其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其他域内国家的关系,通过多元制衡的方式应对风险挑战。在安全领域,澳寻求强化以美澳同盟为核心、以亚太盟友体系为支撑的多元威慑能力;在政治领域,澳试图以“志同道合”国家的小多边倡议为主要机制、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核心发挥多元领导作用;在经济领域,澳在稳定中澳经贸关系的同时,追求以亚洲国家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的多元融合目标。同时,澳外交战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对美依附惯性下战略独立性尚有不足;二是外交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斗争。对中国而言,需要在正视中澳分歧的基础上,探索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同时也需将澳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进程中,缓解澳方战略焦虑,促进中澳关系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