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智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行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切实增强中国社会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对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海洋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对全球海洋治理认知的变化,中国社会智库可以通过国际议程设置过程的议题构建、议题传播、议题制度化三个阶段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面对内部知识供给不足、外部利益分化加剧与国际制度不完善等复杂形势,中国社会智库应提高议题选择质量、构建跨国智库网络,并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俄罗斯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机制研究

"全球社团革命"的广泛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爆发式增长使原有的政府中心主义被多元权力主体的合作治理所取代,非政府组织成为推动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的源泉。俄罗斯独特的国情、由全能型国家向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转型阶段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俄罗斯的法治发展与"民间治理"进程必然异于西方的传统路径。俄罗斯与中国同属于转型国家,所以,"俄罗斯法治之路"对中国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与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

在全球化环境下,除了国家、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直接参与到超国家行政关系中来,成为全球行政法的主体。"全球行政法"被定义为包括那些促进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全球行政机构问责性,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方面的充分标准以及对其形成的规则和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从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三个阶段可以清晰看出,传统二元性法律理论与全球行政法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明晰私人主体是如何一步步迈向全球行政法,成为全球行政法主体。在当前的环境下,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逐步解决。     

“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新目标,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影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就社会组织而言,其战略地位由其在治理时代的参与角色、与政府职能转变和转移的关联、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地位,以及对社会和谐秩序的促进等决定,因此"十三五"时期应进一步提升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注意力和扶持力,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来确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原则和目标,并以简政放权和促进参与为落脚点来确定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工作议程和改革重点。     

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

主场外交是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民主赤字、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需要创造更多的平台与机会来促进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大力举办和开展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增强了自身的战略能力,促进大国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杭州峰会,从塑造国际共识到促进共同行动,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国内协调、政策落实、长效机制、成本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聚合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效能、增加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