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原则与市场经济

诚实信用原则是各国民法领域的一项普遍指导性的法律原则,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作指导。为此,必须以“入世”为契机重树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最早是由罗马私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要诚实守信。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继承了罗马法的这一传统,在法典中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兹后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都发展了这一原则。我国民法通则依据本国情况,借鉴他国经验,也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由此可知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领域里广泛适用的情况。那么,在民事诉讼法领域里是否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呢?应当说,诚实信用原则不仅适用于民事实体法领域,也适用于民事程序法即民事诉讼法领域。     

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基础探析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从私法领域扩展到公法领域,并发展成为君临全法律领域的最高指导准则。刑事诉讼领域中同样存在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和约束、诉讼权利合法合理地行使等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基础。刑事诉讼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减少、消除刑事诉讼中权力、权利的滥用。     

论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从内涵上看,是指善意真诚、守信不欺、公平合理的心理状态、价值准则、行为规则和行为事实。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市场交换的产物、为市场经济所必需,而且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已跨越私法的范畴而进入公法领域,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和实践上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道德上的义务和法律上的义务,不仅要求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实施应以诚实信用为基础,而且要求政府具有廉洁高效、取信于民等诚实信用的本质和形象;它不仅是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而且也是对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要求。     

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域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一私法原则,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原则出现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的现象。文章主要探讨诚信原则在公法领域适用的法理基础,以及从诚信原则本身的局限、诚信原则适用的特定语境和公法领域的特性出发,探讨该原则在公法领域适用的限制。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构想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确立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关于这一制度的运用还存在争议,有人建议采用类似民法中的使用方法,将其规定在总则中,也有人支持将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法律价值贯彻到具体制度中。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并在起诉、回避、当事人陈述、证人作证等具体制度中细化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实现。     

我国诚实信用原则制度体系的构建

要充分发挥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就必须重视诚实信用原则制度体系的构建。在我国,诚实信用原则制度体系的构建既有积极条件,也有消极条件。诚实信用原则制度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诚实信用的立法、执法与司法机制,国家公务行为的诚实信用机制,诚实信用的中介服务机制,诚实信用的信息机制,诚实信用的社会监督机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处罚机制等。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构想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确立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关于这一制度的运用还存在争议,有人建议采用类似民法中的使用方法,将其规定在总则中,也有人支持将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法律价值贯彻到具体制度中.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并在起诉、回避、当事人陈述、证人作证等具体制度中细化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实现.     

我国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现状及评析

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贯穿于民事活动的始终。由于各国的体制、观念、制度、文化和法律传统不同,在不同的国家、时代,不同的学者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定义、范围、本质和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持有不同的观点。近年来,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基本上处于成型阶段,但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律中的应用

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领域特别是民法领域内的"帝王条款"。它原本属于道德规范中的概念,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作为法律术语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后渐渐扩展为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诚实信用原则能否在公法领域内的民事诉讼法中适用,以及如何运用的问题。     

论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

民法基本原则的生态化是民法生态化的重要内容。民法基本原则应否生态化涉及民法价值理念问题之认识,而民法基本原则能否生态化涉及民法解释技术探讨问题。民法基本原则的生态化应包括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生态化。绿色环保原则的价值理念与基本精神可以分化到民法原有基本原则中,这样既能保持民法基本原则形式方面的稳定性,也能赋予民法基本原则内容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气质。归纳起来,分散式的、适度性的生态化意义解释性拓展是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的最佳表达,司法层面的生态化意义解释性拓展则是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技术路径的最佳概括。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理论质疑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     

反思诚信

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根源于西方的商业法制文化,仅此一点就足以提醒我们,它与源自中 国传统伦理的诚实信用绝不可轻易等同。在现代民法制度中,诚信原则仍旧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补 充和修正;反思诚信,关键在于客观地评价诚信对私法自治的干预程度,在中国伦理文化的背景之 下,其实质就是界定道德对法律的介入程度。相对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以“君子”言行为楷模的 诚实信用,民法中之“诚信”所采用的仅仅是“中人”的道德标准。     

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与继承法立法问题探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民法典论坛综述

2013年6月23、24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民法典论坛”研究了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与继承法立法问题。论坛分别针对“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立法问题探讨”,“比较法视野下的民法典立法问题探讨”,“民事主体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探讨”,“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及具体制度的立法完善”,“民法典制定中的疑难问题探讨”,“《继承法》的修正与继承法的现代化”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论坛的举办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继承法》修正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同时对于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定给予了宏观和微观的参考。     

商事信用的界定与制度构成

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信用概念有着不同的涵义。商法上的商事信用不只是一种对商事主体履约或清偿能力的主观评价，同时也是一种客观的履约能力。我国需要创建的商事信用制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规范构成，包括商事信用权、商事信用信息公示、商事信用信息征集和商事信用的评价以及商事信用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等多项制度。大陆法国家传统商法制度中没有单独的商事信用制度，并不成为否定商事信用制度的充分理由，相反恰是创新中国商事信用制度的重要根据。设计并构建商事信用制度无疑是中国未来商事立法的必由之路和重大使命。     

试论债务信用矛盾激化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和法律对策

当前,不安定因素中因信用纠纷引发的比重不断增加,信用性的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涉债犯罪出现新动向和新形式。因此,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民事执行法律,建立比较完整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提升现有法律执行措施的强度,着力打击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恶意侵财、诈骗犯罪,加强法治意识,发挥正常经济调控功能。     

民法总则在实务上的最新发展( 上)———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九○及九一年度若干判决的评释简

民法总则系关于民法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私法全部，其理论的变迁攸关民法的发展及进步。查阅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民国九。年度以来的相关裁判，发现了若干具有价值的指标性判决。所谓“指标性判决”，其意义有二：（1）法院提出了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法律见解；（2）在法学方法论上有启示性。从这些判决，我们可以看见实务上为适应社会发展，实现法的价值理念，持续不断地致力于阐释补充民法的基本原则，丰富了法律的生命。     

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知识产权的设定与行使既促进竞争又不可避免地限制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在限制竞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促进竞争。在知识产权领域,本身也存在反竞争行为,具体可分为可容忍的反竞争行为和应受管制的反竞争行为。对于知识产权滥用导致的反竞争行为应受到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民法基本原则以及竞争法的规制。     

公安院校民商法教学研究

民法中的平等、权利保护、诚信等基本原则对树立人民警察的执法理念,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公安机关在具体工作中愈来愈多地运用到民商法知识,民商法学在公安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因此,必须扭转以往公安工作“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改革教学模式,将民法理念、知识与公安工作有机结合,采用灵活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实践素质和实践能力。     

我国公司并购法律的评价及建议

由于资本信用制度及法律的不健全 ,我国公司并购处于初级阶段。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司并购法律未与国情相联系 ,缺乏操作性 ;法律规范缺乏系统性 ,存在法律漏洞 ;在争议管辖上尚无明确规定 ;外资并购法规不完善等问题 ,提出制定统一《公司并购法》 ,完善要约收购制度、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反垄断制度 ,强化民事赔偿制度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