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垄断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核心。价格垄断限制了价格竞争的本质,是对市场经济危害最大的一种垄断行为,因此为各国法律所禁止。国家只有通过立法,对市场价格行为加以规制,才能消除市场行为中的非理性现象。针对我国价格垄断行为在立法体系、问责机制、执法机构等方面规制不健全的现状状及《反垄断法》中存在的漏洞和空白,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反垄断立法方面的经验,提出细化《反垄断法》法律条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价格听证机制。     

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正> Ⅰ.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这样的理论似乎符合我国     

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规制行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政活动,可以归入传统的广义行政行为体系。行政法视角的行政规制研究,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更要注重体现行政法学的自身特点,重点研究行政规制权、规制主体法律地位、规制行为的合法性、对规制主体的规制、被规制主体和利害关系人法律地位及权利救济等问题。我国行政规制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强化或者放松的路径抉择,而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运用历史分析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区分不同领域、因地制宜,有进有退、快慢结合,并且重视规制手段的选择与不同领域内不同目标的相适应性等问题,科学构建和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行政规制制度体系和实现机制。     

完善软法机制,推进社会公共治理创新

软法机制是通过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规制方式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制度创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逐步开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社会转型以来,行政管理范式不断创新,解纷机制模式不断创新,软法在行政管理和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争议中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整个社会治理正在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模式的现代新型公共治理模式。     

中产阶层的法律文化品格及其法治功能

中产阶层是指社会中具有中等的收入、中等的社会地位、较高的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和技能的社会群体。中产阶层具有主体独立意识与行动中彼此承认对方的平等主体地位的交往行动品格，权利意识与为权利而奋斗行动方式相一致的精神品格，诚实信用的契约理念和理性自律的责任意识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行为方式相统一的基本品格，较强的现代政治意识等特殊的法律化品格。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对于形成社会普遍的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法律化观念，现代法制的建构、运行和民众的普遍守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     

论无人驾驶汽车的行政法规制

无人驾驶汽车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杰出代表,却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它不仅削弱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风险处理能力,还对当前的交通秩序和网络安全造成威胁。由于公共利益、科技风险防范以及行政法治变革的要求,美国、欧洲以及日韩等国已在无人驾驶汽车的行政法规制上制定出较为完备的立法例和行政措施。反观我国的无人驾驶技术规制,尚缺乏有效的法律引导或行政干预。为此,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无人驾驶汽车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尊重自身无人驾驶技术的客观状况,肯定无人驾驶汽车的道路行驶权,建立"政府+公司"的合作规制模式,完善当前的市场准入和准出机制、技术规制机制和安全规制机制。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要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以“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为重点;要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可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要求。但是,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概念、结构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意义和对策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亟待深入。     

从"SK-Ⅱ事件"看政府规制经济中的事实行为

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和政府职能的逐步扩大,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经济规制方法逐步让位于更关注人权、民主,更注重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衡平的现代服务性规制手段。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政府事实行为在经济规制中的广泛运用。事实经济行为因为其自身的特点能更灵活地对市场和经济现象作出反应,但如果缺乏法律对其应有的规范,事实行为也会对市场及市场参与者的权利造成损害。从"SK-II"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政府规制经济的事实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论行业协会的法律规制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介入政府与市场的社会中间协调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政府、行业协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尤其是行业协会发育极不建全。为此,有必要对行业协会的设立与运作进行法律规制。本文在分析行业协会运作机制及其法律规制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规制的完善

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散见于《婚姻法》等法律之中，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规定，对受害人的救济和保护缺失。因此需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建立社会干预机制，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     

分配机制互动与法律功能组合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分配和国家再分配是两种共同作用的分配机制。实现理想的分配目标,有赖于两种分配机制的互动及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的功能组合。民商法和经济法在分配问题上具有功能组合的内在前提,并表现出功能自主和功能依赖。民商法是基础,我国特殊国情和当前社会矛盾焦点决定了经济法是分配法制系统的重心。     

德国刑事政策的任务、原则及司法实践

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祥地 ,也是刑事政策思想学说最为深刻、系统的国家。它将刑事政策的任务定位于 :基于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犯罪态势指导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罚执行法律在内的刑事法律的制定、执行及变革 ,指出与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人道、法治和公正三大原则贯穿于刑事政策的始终 ,使得现代德国刑事政策的进程表现出整体上犯罪网趋宽、刑罚网疏缓 ,而对特定犯罪轻中有重、重势增强的特征     

对经济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

作者认为经济法在法律定位上可定义为市场条件保障法 ,其性质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其特点是在调整目标上具有明确性和单一性、调整内容上具有经济性、调整手段上具有多样性 ;在价值取向上经济法追求的是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平衡基础之上的社会利益至上。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主要应当包括市场条件保障法、市场行为矫正法、市场行为引导法和市场行为促进法。     

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法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法现象缺乏独立的思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任务认识模糊,理论建构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中国经济法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在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门法律.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或功能不是调整"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是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不是以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或以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而是要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一起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市场法治秩序,最终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现代经济的社会性与经济法——关于经济法产生原因与性质的思考

计划经济也好 ,市场经济也好 ,都是一种社会化经济 ,都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为他人而生产的经济。高度的专业化分工 ,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法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因为通过经济法 ,可以解决经济领域因社会化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或使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缓和。因此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法 ,还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法 ,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经济法存在的基础不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而在于现代经济的社会化以及由于这种社会化而产生的经济社会的依赖性     

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法学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演化模拟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通过构建由地方立法、诉讼、律师和地方法学教育等4方面组成的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实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估与比较,将中国31个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分为领先型、挑战型、追赶型和后进型4个集团,并通过采用灰色相关度分析的方法,将4项法律指标分别与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等4项社会指标进行灰色相关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各法律指标的相关社会影响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从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层面和影响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出发,我们应采取缩小我国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的相应对策。     

政府形象与我国经济法

本文重新梳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论证一定意义上政府的竞争就是经济的竞争,而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基本法律,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中良好政府形象的树立。固立足于国情,提出重塑政府形象与完善我国经济法的要求。     

社会法的定位和未来

本文以对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的批判为切入点 ,定位社会法。作者认为 ,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或交叉并不一定是社会法 ,社会法也不是泛义上的公法与私法融合性法律的代名词 ,而是具有特有调整对象的、具有现代属性的一类法律。这类法律与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 ,作者指出了社会法与法社会学的界别问题。此外 ,作者还分析了社会法及社会法学的未来。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