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视野中的“坦白从宽”——以辩诉协商为视角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刑事政策,本文将其与西方国家的沉默权、辩诉协商进行比较,从中阐述我国发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严密科学的刑事政策,关键在于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其在当今乃至今后的刑事诉讼领域中,对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论侦查讯问中的司法诚信——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承诺谈起

侦查讯问中司法诚信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司法承诺。司法承诺，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或者就特定的法律后果所作的许诺和保证。在我国侦查讯问中，司法承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是我国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目前此政策的困境就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只有从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来实现司法诚信。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处于被司法机关审查状态的公民 ,可以自主地选择说话或不说话的方式表达其意志。沉默的表示应当视为以不作为的方式与司法机关合作 ,将正常行使沉默权纳入抗拒的范畴是不妥的。我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传统政策应当修正为 :“坦白应当从宽 ,沉默受到保护 ,抗拒必须从严”。正确意义上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矛盾。在保护人权的同时 ,必须强化国家的司法权 ,根据我国的国情 ,对沉默权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当前 ,应当审慎地对刑诉法第93条进行修改 ,明确规定沉默权只能有限行使     

面临沉默权原则冲击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

沉默权对于在司法实践中保障人权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并不是绝对的,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各国也受到了各种限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和沉默权原则并不直接相矛盾。要使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更好地结合,“坦白从宽,有权沉默,抗拒从严”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座谈会综述

沉默是一项基本人权 ,沉默权是法定的诉讼权利。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不应否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而应当允许沉默 ,鼓励坦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建立严密的配套措施 ,对沉默权予以必要的限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问卷调查与分析

建国后前三十年(1949～1979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改造、教育罪犯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1979年我国刑法颁布后,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法律规定出现不协调,在实践中遭遇到难以兑现的困境,同时也受到部分专家、学者的无端质疑。这一政策的存废和前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课题组围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相关问题发放两套问卷(共1100份),对其进行调查与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回答人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这一调查不仅填补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实证研究的空白,也为端正对这一政策的认识,进一步完善政策,早日摆脱"兑现政策难"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工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经历了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传统内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应予以重构.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把握好"宽"和"严"两个方面,将有限的司法资源从轻微犯罪中抽身出来,集中投入到严重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中去.     

论“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特权”及其实现

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又称沉默权，是当今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文章对于沉默权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状况作了简要地回顾，阐述了沉默权对维护被告人权益的内在要求以及我国确立沉默权原则所应解决的反对刑讯逼供、正确认识举证责任和无罪推定原则、加强侦查的物质技术条件的改善、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关系等方面问题，提出我国确立沉默权原则采取“不同对象、两种制度”的渐进式阶段实施设想，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沉默权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从沉默权与如实回答,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关系之辨析,探讨我国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制度的理由及在现行法下的努力方向.     

略论沉默权

沉默权是西方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国却是一个空白.其意义是处于被司法机关审查状态的公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说话或不说话的方式表达其意志.沉默的表示应当视为以不作为的方式与司法机关合作,我国将正常行使沉默权纳入抗拒的范畴是不妥的.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传统政策应当修正为:"坦白应当从宽,沉默受到保护,抗拒必须从严".正确意义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矛盾.在保护人权的同时,必须强化国家的司法权,根据我国的国情,对沉默权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本文首先对沉默权简要的介绍然后通过分析我国学者的争论及我国确立沉默权的价值分析,最后提出了我国建立沉默权的若干构想.     

也论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应该有年龄上限——基于历史和刑法的视角

我国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国家之一。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就是限制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范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应否有一个合理的上限这一问题却较少涉及。我们将从历史和刑法这两个视角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并认为我国刑法中应当合理设定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上限 ,从而通过对适用死刑主体上的限制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认为 ,这也是我国限制死刑适用比较理性的选择之一。     

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

从诉讼价值的角度考量沉默权和坦白从宽之间的关系 ,统一性是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 ,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和因素 :同为人权内容 ,都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二者的共同基础 ;益于获取真实口供是二者共有的因素。其二 ,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沉默权 ,其陈述便可作为合法证据使用 ,此时沉默权转化为坦白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坦白时 ,司法人员应尊重其陈述选择自由 ,此时坦白转化为沉默权     

保护知假买假者的风险分析

学界一直以来在道德风险、消费者利益的损害、贪利、“黑吃黑”以及权利滥用等问题上争论颇多。笔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不会诱发道德风险;假借知假买假实施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不能归究于知假买假行为本身;知假买假者的打假活动可以弥补我国公权机构在打假力量方面的不足;将知假买假行为纳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和规范,可以促进市场诚信机制的建立。     

劳动教养社区矫正化的前提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从1957年创建到今天已走过50年的风雨历程。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以来,劳动教养屡遭非议,废除之声不绝于耳。劳动教养该何去何从?本文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造之路比完全废除更具操作性。对劳动教养对象进行分流,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段或许是目前较好的方案。     

论艰苦奋斗则荣,骄奢淫逸则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目前,我们的路还很长,困难还很多,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是克服和战胜困难的动力,而且是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     

"坦白从宽"否定论辨析

“坦白从宽”作为鼓励犯罪人供述的机制,与有罪推定没有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减少刑讯逼供,更是沉默权国家的司法配套机制。“坦白从宽”对提高诉讼效率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我国将来顺应国际诉讼潮流逐步引进沉默权制度,必须以进一步完善鼓励供述的“坦白从宽”制度为前提。     

展望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是一个国家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然要求 ,这一制度的建立要遵循三项基本原则 :谦抑原则、相称原则和禁止原则。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的精神内涵 ,但仍需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 ,要在构建专门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完善各项制度 ,设立相关机构 ,以最终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催生与谨慎：社区矫正路径探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四

尊崇罪刑法定的刚性原则与刑法防卫社会的积极功能,彰显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此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意蕴。社区矫正秉承现代刑罚理念,既是契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旨,又是践行该政策的佳径。积极催生合理制度、谨慎配置行刑资源、理性探寻社区矫正路径是当下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及社会稳定发展之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