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无罪推定原则与刑事证据制度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在于证据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刑事证据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息息相关 ,要将无罪推定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     

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及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是由法律所规定,它体现立法者对刑事证据的干预。合法性的标准要求刑事证据的法律规范具有理性化。对于证明能力,法律上有两种限制方法。刑事司法人员在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时要注意,内容和形式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收集与提供主体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排除;收集或提供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建立与完善我国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应是立法机关当务之急。     

论刑事品格证据规则之构建

刑事品格证据规则因刑事案件证明的高标准以及立法者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格外关注而较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更为复杂。该规则应对品质证据和性格证据以及非品格证据之习惯证据作出区分并重点规定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刑事被告人辩护和控诉方提出不良品格证据两方面的例外。其他规则包括普通证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原则允许与例外以及刑事被害人品格证据原则排除与例外。     

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的探究

无罪推定原则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宗旨，已经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实行，并成为现代刑事司法的理论基石，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我国的贯彻实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急需改进的地方。为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建议将无罪推定原则写进宪法中，建立适合我国的沉默权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对犯罪嫌歉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     

论刑事诉讼中的推定规则及其在我国的确立

在刑事诉讼中,适用推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控方的举证责任,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有利于诉讼的进行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基本刑事诉讼原则,并不是证据规则意义上的推定,推定的适用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为了实现公平举证以及促进诉讼效率,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完善的推定规则。     

论公诉案件的法庭举证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是指在法庭主持下,由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对其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说明、展示和论述其证明力的诉讼行为。公诉案件中,法庭举证的主体为:公诉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举证的对象为:证据;举证的方式有:连续性陈述、发问、宣读、出示、播放等;举证行为由证据的说明、证据的展示和对证据所证明对象的论述三部分组成。举证和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制度不同。     

关于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十分突出.结合司法实践,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言词、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为限;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应设立轻微损害和利益保障两个例外原则;确立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则不予排除.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证明责任包括证明有罪的责任和证明无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告方仍要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局部责任,这在许多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普遍认可的实践。我国对此应予以借鉴,它符合诉讼合理主义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即刑事政策、证明难易、诉讼效率。     

论证据法的人权保障基础

证据法既具有准确事实认定的功能,也具有保障人权的价值,应当重视证据法的人文关怀.我们应当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确立证人作证特权制度,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确立和有效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不能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排除规则,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定案标准,在这六个方...     

“疑罪从无”原则与刑事错案防范初探

实现"疑罪从无"是杜绝冤假错案发生的必由之路,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需要,是顺应刑事证明责任理论的基本要求。"疑罪从无"原则之所以还很难实现是因为"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破案压力的定势思维和诉讼结构失衡。实现"疑罪从无",需要牢固树立法院"审判中心主义"思维,严格贯彻"无罪推定"思想,全面把握"证据裁判原则"。     

系列杀人案件并案之行为证据分析

并案侦查是侦破系列杀人案件的总体思路,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应有效运用行为证据,建立对犯罪行为、犯罪现场、受害者之间联系的认识,揭露、证实犯罪,完成侦查行为。     

罪之谦抑理念的提倡

为了摆脱犯罪标签带来的困境,体现刑法人道性和宽容性,通过实质理性矫正形式理性,追求刑法效益价值,保持社会活力,缩小犯罪圈,增加出罪机会,摘除犯罪标签,应该提倡罪之谦抑,有意识地在特定阶段和场合加以实行。不过,提倡罪之谦抑应有宽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理念的改变、市民社会的形成、人权保障观念的确立,提倡罪之谦抑的社会环境已相应形成。     

试论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几个问题

按照目前我国的反腐体制,党员、公务员的违纪行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达到犯罪程度的移交司法机关办理。由于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性质不同,这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刑事证据。言词证据的转化实行实体和程序双重审查的方法,实物证据的转化只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秘密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实行例外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调查陷阱和私人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     

论废除监视居住的理由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犯罪现象本身呈现出与常态社会的极大不同，以保障人权和追诉犯罪为目的的刑事强制措施也得因之变化。监视居住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但现如今，其制度生存的社会根基被剥离，适用条件违反了比例原则，适用空间极其微小，以及无法破除的执行困境等废除理由的凸显和强化，它必将日渐式微并最终被废除。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资格

证人证言作为法定证据的一种,必须具备一定资格.这种资格表明一个国家的法律用来承认或判断某人是否能成为诉讼中的证人的标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独立性、知情性、作证能力.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非法行医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非法行医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罪,应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刑法和行政法不同的规制范围,并坚持处罚上的轻刑化原则;在对非法行医犯罪化的过程中,应以法益侵害为基准,从非法行医行为是否严重侵害了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权益这一实质标准去把握;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刑法规制应坚持谦抑原则,尽管目前本罪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非刑罚化措施应广泛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