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行为逻辑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美国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当认为不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则由“议题性质”决定美国将采用何种政策。议题性质由“威胁认知”与“威胁界定”两个次级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威胁认知是决定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美国决策者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高时,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当其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低时,则实行减少国际参与、逃避国际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威胁界定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与威胁认知一同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美国通常采用防御性单边主义政策;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不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则实行进攻性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由于维持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国际安全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规则难以转化为基础性共识;在此类不能转化为基础共识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行动,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也对国际社会稳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这种偏离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错误认知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和现存国际体系评判的固化,这种固化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角色的不稳定性,也忽视了中国国际新角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     

特朗普政府初期美国军方管控气候风险及其行为逻辑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从前景理论视角看美国的对华战略*

前景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心理渊源,从该理论中 “风险预警”、“框定效应”、“沉没预警”、“确定迷思”四个维度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美国无视中国在 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试图从冷战思维、地缘政治、霸权更迭等维度解读中国的权利 诉求。显然,这种思维有悖于两国所倡导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 就美国而言,它需要换一种 角度或视角思考中国的实力发展及其在全球治理、地区一体化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中国而 言,国家在发展的战略上要善于运用国际规范或干预机制化解误解与错误知觉,在国家责任、国际 关系、全球利益几个层面做到有效的均衡。     

一个“海外人群”的群体再现与文化身份的建构 ———当代美国媒体对“留美学生”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

在有关日常生活的新闻报道当中, 中国留学生有时候被再现出一些负面品性。其中最为显著的是 将中国留学生的局外性视为“对美国社会的威胁”。总体而言, 这个群体是在不断面临困惑, 经受苦难, 甚至还被赋 予像“不诚信”、“自私”、“不理性”等种种负面品性。同时, 正面形象的缺乏又很难“平衡”负面形象所造成的排斥 留学生群体的社会情绪, 进而影响到该群体获得足够的文化认同和尊重。     

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评介

对战争与和平的关注主导着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告诉我们 ,历史上的许多国家间战争都是由不可避免的因素所造成的 :如国家实力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旧国际体系对新崛起国家的制约、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等等。这些传统型分析的论据多是宏观的、难以改变的 ,因此无论决策者是谁、他的认知水平如何 ,那些历史上的战争几乎都是无法避免的。而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的名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① ,则给我们对战争原因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该书较之其他许多国际关系理论著作…     

从错误知觉角度看中国印尼复交迟滞问题

中国和印尼关系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历史上两国关系发展却并不顺利。苏哈托统治时期,中印尼关系长期处于中断状态。即使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复交的情况下,印尼仍坚持不与中国复交,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文章从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着重从历史包袱、诱发定势和认知相符这3个方面分析印尼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及其对印尼决定与中国复交的影响,并就构建两国友好关系的心理基础提出自己的建议。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美国对华“新冷战”的演进逻辑

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严重冲击需要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阐释。基于权力具有超物质性的新认知,"复合冲突论"认为国际冲突是权力、制度、观念三者竞争效应叠加的产物,冷战亦不例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既是中美关于经济议题的权力竞争,也是关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制度竞争,因而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前奏曲。不仅如此,中美关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分歧,也呈现出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从而凸显出中西方之间制度竞争的底色,因而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国际总动员的一个重要抓手。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危机,不仅骤然加剧了中美业已存在的权力竞争,而且还因不同抗疫模式的制度竞争而剧烈地冲击了中美关系,因而成为美国加速对华发动"新冷战"攻势的突破口。"自由/专制"和"先进/落后"的这种西方认知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不仅塑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审视新冠疫情和中国角色的叙事模式,而且还因这种叙事模式受到冲击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因而成为了美国决意对华发动"新冷战"的文化根源所在。     

浅析中国反恐的国家利益与实践体系

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 ,中国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 ,尤其是“东突”恐怖势力的威胁 ,“9·11事件”爆发以后 ,中国迅速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反恐体系。鉴于很少有关于中国这种反恐实践的论述 ,本文尝试从对中国反恐国家利益的认知出发 ,通过对中国反恐身份和反恐利益的确定 ,来论述中国特色的反恐实践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