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社会和谐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够提升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提升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增强公民的合作参与的品质。在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缺失现象,制约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通过增强政民之间的信任、引入"善治"的社会治理范式、完善规范等社会资本的培育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与对策分析

在对政府职能转变路径及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政府职能转变经历由代替市场发展产业到扶持市场发展产业再到引导市场发展产业的路径,该路径主要通过动力转换机制、政策引导机制和平衡协调机制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但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导致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政府方面存在行政化阻滞和主观化风险的挑战、在市场方面存在自发性困境和垄断化风险的挑战、在社会组织方面存在主体性缺失和边缘化风险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建立并实施"政府宏观引导、企业创新发展与社会自主配合"的多元治理框架。     

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兼论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

公共危机成为转型社会的一大现实问题。但是,"社会转型"并不应成为解释公共危机的灵丹妙药和通俗处方。实际上,诸多案例表明,信任缺失亦是公共危机的深层缘由。无论是政府起源理论还是现实客观场景都表明,政府信任缺失可以看作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信任之所以流失,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当、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体制、刻板的公众认知、悖论的公共期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流失的信任自然需要重构。对此,规范制约公共权力,构筑信任的外围环境;推进合作治理,搭建信任建构的重要平台;培育公共精神,夯实信任建构的社会基础是至少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政策网络治理视域下我国政府养老服务政策内容分析及优化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府不断调整顶层制度设计,以期解决日趋复杂的养老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养老服务政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领域呈现出"政策主体(治理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治理工具由单一走向复杂,治理结构由科层走向网络,治理机制由命令、管制走向信任与协商"的特征。然而,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仍存在"多元主体资源配置极度不平衡;利益诉求各自为政,缺乏信任机制;治理网络结构处于初建期,主体关系方向单一"等诸多不足。因此,政府在网络治理中,应承担起管理者角色;各利益相关方通过结盟,重新构建网络结构;建立开放的网络空间、形成深度参与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公私合作"和"参与式发展"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但由于市场发育尚不健全、政府转型滞后、公众参与性缺失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领域还很有限。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分担机制、探索民间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完善保障机制等措施,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内卷化”风险及其规避之道

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过于偏重绩效考核,偏离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陷入"内卷化"泥沼,导致社会矛盾与风险积聚。为破除治理过程的"内卷化"困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促进汇聚政策溪流,推动"政策之窗"开启,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努力获得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和支持,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推动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公正、和谐有序的境域。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网络治理: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服务绩效提升的模式创新——以四川省合江县合江镇三江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网络治理通过重塑公共服务治理结构和优化公共服务治理机制提升公共服务绩效,从而成为当前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点。四川省合江县合江镇三江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以网络治理重塑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和以信任、沟通、绩效评估为主的治理机制,提升了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服务绩效,这对我国其它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具有借鉴价值。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迈向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及其经验解释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信任,无论是人格信任还是系统信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状况,直接引发了社会生活中的信任危机。借鉴卢曼的信任理论,以期对迈向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作出经验解释和提出制度建设意见。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解释路径与工具选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社会网络基础,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促进了农民合作,规范多元主体参与。但是,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缺失也影响了治理的绩效。要促进我国农村民间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的良性治理,应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运行。     

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与重建

转型期,我国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表征的熟人社会所建立的"人格信任"日渐瓦解,随之而来的陌生人社会,需要依靠"制度信任"来保障承诺的实现,而在我国,"产权虚置"为根源引发制度信任的失效,同时宗教信仰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信任的瓦解。要重建社会的信任,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硬性"的制度设计,也即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必须从"软性"的信仰上重新建构。     

权力围猎场:腐败关系网络是如何搭建的——基于动机理论的行贿路径与腐败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腐败现象却趋向复杂化、隐蔽化和网络化,案件审理取证难,腐败治理面临新的瓶颈。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官员忏悔录的整理,围绕权力围猎场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在权力围猎过程中,行贿者通过关系网络更容易实现对公共权力官员的围猎;在人情文化下,腐败双方的特殊利益互动过程是腐败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且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可实现关系网络内信任扩散、信任共享。腐败的治理,需要监管"规避检查的权力",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化"与"行受贿"的法律边界。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文化保障体系的构建

文化与社会治理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先进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保障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进程。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需要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综合运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种社会治理工具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通过培育公民文化、重塑信任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等举措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转型社会背景下司法权威的重塑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着急剧变化,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突出,亟须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社会的整合,以此促进和谐中国的建构。作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司法,在近些年来却一直倍受质疑。这不仅造成了司法权威的缺失,也为社会的治理带来了负面影响。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法官对案件的裁决方式和结果以及司法权威机制的完善是司法权威得以重塑的关键。     

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

受公共管理体制中传统文化、组织形态和制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现行危机管理体制没有构建起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导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多元主体配合协调差等问题。为此,需要设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决策机构,完善覆盖全过程的问责机制,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培育多元共治、合作信任的政府组织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与资源共享,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危机事件的整体效能。     

社会结构视角下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

结构分析法,是哲学上一种十分重要的分析方法。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逻辑起点的。"结构转型"的背后是"力量转移",力量转移的结果必然带来"利益博弈",利益主体各方的博弈通过思想层面表现出来就造成了"思想碰撞",继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正是在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能够引领国家发展并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道路"。"结构转型"→"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碰撞"→"国家治理"→"中国道路",这就构成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