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国政治锦标赛的利与弊

官员的激励问题是政府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事权下放、财政分权等改革,我国在政府治理中对官员的激励呈现出着重强调"经济绩效"的政治锦标赛特征。政治锦标赛对官员的晋升激励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地区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负面效应。随着我国的发展,各级政府的核心目标和任务正在并将进一步趋向多元化,这些目标往往比经济发展更难直接分解为具体的绩效目标,并且更加难以考量,因此以GDP和相关经济指标为主的官员晋升机制必将发生改变。     

分税制、土地财政与官员晋升锦标赛

学术界关于土地财政主流的解释,将其归咎于1994年起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从历史视野来看,土地财政以分税制确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背景,却与分税制无本质的关联。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土地招拍挂和官员晋升锦标赛共同导致了土地财政现象。更深入考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均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化的产物。因而土地财政与分税制的解决,根本上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依赖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中国的政治锦标赛竞争研究

中国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机制是政府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具有政治锦标赛特征.在对现有关于中国政治锦标赛研究文献的述评基础上,扩展了单一强调"经济绩效"的官员晋升模式讨论,总结了"政治忠诚""经济绩效""辖区民意"是中国的政治锦标赛中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官员的主要维度.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时期,"政治忠诚"在政治锦标赛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发展是硬道理"阶段,"经济绩效"对于官员的升迁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基层民主制度引入的地区,"辖区民意"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实中的官员晋升考核,三种机制都以不同的权重发挥着作用.不同的官员评价机制会激励出不同的官员行为方式.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十七大"以后,"辖区民意"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晋升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绩晋升效应与地方财政民生支出——一个案例研究

在收入集权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将大量的财政资金下拨给地方政府来实施民生工程。这笔庞大的财政资金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它所希望到达的地方"?地方政府实施民生工程的动力在哪?用过程追踪的个案研究方法,通过江西省南昌市D区的个案研究发现,基于官员对职务晋升的追求,上级政府以政绩考核的方式推动着地方政府改变支出结构,将财政资金投入到民生工程中,以地区竞争的方式来获得上级的认可以求晋升。这一研究表明以"一票否决"资格赛为基础,规定考核任务为核心,"面子工程"获加分的"三位一体"式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力地保障了民生工程的实施效果。但这种考核机制是否能够通行于其他政策的实施过程,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

政治锦标赛体制是中国政府官员的一种压力性激励范式与不容选择的政治生态。行政发包并进行量化考核、绩效排名与择优提拔,是政治锦标赛体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实地调查表明,基层政府官员晋升往往是前台与台后多重原因作用的结果。派系关系、政治背景、社会网络等后台因素往往能左右基层干部的晋升。文章以一个县级市的乡镇干部为观察对象,检验了官员激励分析范式———锦标赛体制在基层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中的解释力,重点对地方官员晋升博弈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描述类型学,认为推选博弈、排名博弈与借势博弈是地方官员晋升博弈的三种基本类型。本文初步提出了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决定因素的剧场分析模型,并指出,在政治锦标赛体制下,民主集中制在未来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中的积极作用将日益凸显。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实证分析官员的晋升激励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的影响,着重考察官员任期和来源的直接作用及二者的交互效应。以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99—2011),本文系统收集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数据并将其作为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研究显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本地升迁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设置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中央调任和外地平调的政府官员在目标设置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官员来源对任期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产生调节效应,说明不同来源的政府官员在不同任期会设定不同的政府绩效目标水平。作为最早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本文深化了人们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逻辑的认识,也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旨在实证分析官员的晋升激励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的影响,着重考察官员任期和来源的直接作用及二者的交互效应。以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99—2011),本文系统收集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数据并将其作为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研究显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本地升迁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设置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中央调任和外地平调的政府官员在目标设置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官员来源对任期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产生调节效应,说明不同来源的政府官员在不同任期会设定不同的政府绩效目标水平。作为最早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本文深化了人们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逻辑的认识,也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     

“三维”政府竞争——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为例

通过构建以土地出让为切入点的三维政府竞争分析框架,本文阐释了土地出让规模与财政竞争、土地出让结构与晋升竞争、土地出让布局与策略竞争等三个维度的内在逻辑:一是土地出让规模增加可以满足市县政府在"央地不同级"纵向政府间的财政竞争需要;二是土地出让用途结构耦合可以实现城市新区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同级不同地"政府横向晋升竞争的依托;三是土地出让布局调整可为"同地不同届"政府获得不同的政绩点,规避"为他人做嫁衣"的事实。然而,基于土地出让的三维竞争会导致地方土地财政依赖症、土地征收需求膨胀和闲置低效利用土地等问题。最后,本文指出,缓解政府间竞争需要改变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和策略。     

中国干部管理体制减少了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吗?——来自省级官员的证据

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对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文献通常认为,由于教育对官员晋升没有直接帮助,干部管理体制下的地方官员会忽视教育支出,却未提供严格经验证据。本文基于1995—2008年的省级数据发现,省长的任期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与教育支出比重负相关;中央的任命、轮转和兼职等集权措施也使得来自中央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高于他人;来自本地的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低于他人;我们没有发现干部管理体制减少教育支出的证据。这些结果表明,干部管理体制总体上有利于增加教育支出。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并限制了地方在教育支出上的自主权,从而改变了地方官员固有的忽视教育的偏好,使得他们重视教育。本文还显示,省级官员尤其是省长有能力干涉地方的财政支出过程。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晋升激励、官员注意力配置与公共品供给

晋升激励造就了地方政府强烈的推动经济增长动机,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升激励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对不同公共品形成差异化的注意力配置。由于与地方官员晋升指标的弱相关性,教育、医疗卫生、公租房、社会保障等软公共品供给低于社会需求水平。解决办法包括逐步改变晋升激励的考核指标体系;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增加自下而上的呼吁机制的作用,使其成为影响地方决策的一个重要变量。     

灾后重建绩效会影响官员晋升吗？——基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考察

选人用人工作任何时期都在进行，而学界对官员晋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常态化的分析维度。为弥补这一不足，厘清非常态下的官员晋升规律，本研究聚焦汶川地震受灾区，搜集、整理出263位县级“一把手”数据来系统考察灾后重建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重建绩效和社会重建绩效能显著增加县级“一把手”晋升概率，但对党政“一把手”晋升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此外，良好的社会重建绩效能加快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速度。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官员在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会成为上级部门干部任用决策时的考虑，这一发现拓宽了官员晋升的研究范畴，能为完善非常态时期人事管理工作提供一定启示。     

地方政府企业化: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治理环境的动力不足,造成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益恶化。以我国财政分权实践为背景,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进行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改革;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的政策选择

财政体制改革引发了地方政府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既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又带来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交易成本上升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问题。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应积极地调整政策 ,深入制度创新 ,改进行政管理 ,从地区实际出发 ,制定发展战略 ,重视教育和培训 ,大力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     

乡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创新路径及影响——基于G市的案例分析

政治锦标赛作为我国官员晋升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范式,也是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通过对G市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控制与自主的失衡,导致基层政治锦标赛的失灵及乡镇政府“无为而治”的局面.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政治锦标赛体制的创新,由于受压力型体制的影响,在激发乡镇政府自主性及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倾向,进而扭曲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导向.为加快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乡镇绩效考核体系需要从“压力型考核”向“公众参与式”评价转型,加快乡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部门谋位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分析了我国政府部门由职务变动引发的腐败问题。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的现状之下,含有经济租金的一些政府部门职位成为一些人追逐的目标,加上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晋升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组织的职位派生能力有限、政府组织与官员个人在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补偿机制方面政府职位与经济福利待遇联系紧密等,为以谋取政府职务为目标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谋位型腐败同时还成为引发谋利型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采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将谋位型腐败与谋利型腐败糅合在一个模型中加以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谋位型腐败发生的概率与参与同一职位竞争的人数负相关;工作能力弱的备选人相对于工作能力强的备选人更加倾向于采用行贿的手段谋取职务晋升;在两个备选人的工作能力和绩效相当的情况下,谋位型腐败发生的概率上升;谋位者个人、特别是握有人事安排决策权的部门负责人的腐败倾向性是谋位型腐败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同职位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越大,越易引发谋位型腐败。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分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特点,影响因素主要来自职能与角色定位、法律与政策、利益与官员素质、任期与资历、信息与监督等方面,为此,必须通过界定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力边界,规范决策程序,公开决策过程,加强决策监督,让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     

我国党政干部晋升的五种模式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党政干部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了解党政干部体制现状,特别是党政干部选拔、晋升模式。我国党政干部晋升有五大模式:政绩模式、关系模式、学历模式、路径依赖模式和个人特征模式。政绩模式是古今中外基本的官员晋升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