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打拐虚拟社会动员的要素与过程分析

拐卖犯罪是我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近些年来仍然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理方法.彭文乐事件和随手拍照解救儿童行动的事件,让社会见证了微博社会行动的奇迹和力量,微博打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证明了微博打拐是一种有效地解决拐卖犯罪的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过程分析揭示微博打拐虚拟社会动员的影响因素,探究微博打拐行动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犯罪之技术治理的理论内涵

信息技术拉动犯罪治理创新，催生出全景式数据监控的技术治理模式。当前，防范技术治理异化的反思甚为热烈，但这种反思离不开对技术治理理论内涵的深刻把握。在信息社会，技术治理的技术化方法和综合治理的组织化体系呈现双向“互嵌”、深度融合的治理态。这种治理态蕴含着“国家主义- 数据主义- 预测式治理”与“社群主义- 数据正义- 开放式治理”的双重理论结构，呈现出治理权力随数据监控走向集中和技术赋权助力公众参与的两个非均衡发展面相。由此，关于技术治理异化的反思可转换为技术治理非均衡发展的应对思考，这种思考既离不开集体智慧对数据监控的补充、从集中式控制向分布式治理转型、以数据开放助力公众参与技术治理，还需以数据权利保护为制衡数据监控扩张的法治屏障。     

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之提倡

传统的国家本位环境犯罪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欲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就必须转变环境犯罪的治理模式。公众参与型犯罪治理模式在整合治理主体、保障提升非刑罚手段的治理效果以及推动治理的主动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的建设,应该培育公众参与环境犯罪治理的意识与热情,建立环境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     

"善治"与公众回应

“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过程,“善治”是“治理”的有效状态。要实现“善”,需不断加强公众的群体基础、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权利、提高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善治”与公众回应关系的探究,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     

微博问政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二重作用与推进思路

“微众时代，一条微博、一段微视频、一句流行语，都是微动力，都可能成为引起风暴的蝴蝶扇动的翅膀。”微博问政因其具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所不具有的显著特点和优越性，在公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了一条网上交流热线，体现着公众和政府之间积极的、动态的双向互动，推动了公民政治参与不断走向成熟，并逐渐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新机制。     

严加管控还是开发利用:对待新型媒体的政府立场——公安部利用微博“全民打拐”行动案例分析

网络等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对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构成了挑战,因此,通常被政府权力机关视为“外在力量”而严加管控.但是,单方面的管控往往把政府置于网络新媒体和网民的对立面,不仅有损政府形象,而且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公安部打拐办凭借网络微博开展“全民打拐”行动,为政府权力部门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建立与网络媒体的新型合作关系提供了探索性的经验.因此,转变管理思维,改变对于新兴媒体和公众参与的态度,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转化为“内在力量”,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发执政资源、重塑领导力的重要机会和有效途径.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从“单一治理”到“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兼论公众参与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采用的是“单一治理”模式。作为一个历史产物，今天，这种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其弊端日益显现。面对社会管理中公共产品相对短缺、职能越位现象严重、管理手段陈旧单一和与民争利时有发生等问题，“共同治理”理念被提出来，该理念顺应了时代要求，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重要现实意义。公众是“共同治理”理念的主体之一，从物质、制度、效率、动力和组织等方面为其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保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建构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先采用扎根理论构建出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然后运用问卷调查法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构建出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影响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核心因素有四个,分别为外部环境因素、公众因素、政府因素和媒介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公众因素对公众参与政务微博的意愿具有直接正向作用,但是两者间却呈负向关系,而政府因素和媒介因素通过作用于公众因素间接影响公众参与的意愿。因此,政务微博的运营应该以公众为核心,以内容服务为关键,采用"双向对话"的互动信息模式,选用复合型专业人才进行运营管理,注重多元传播策略的使用并积极加强内容产品的建设。     

超大型城市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治理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毒品犯罪形势加大了我国毒品犯罪防控压力,也对我国毒品犯罪的种类、形式、手段、分布产生影响。超大城市毒品犯罪整体下降,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占比增加,中心城区毒品犯罪案件占比相对校多,但存在总体数量减少和向郊区转移的趋势。检察机关参与毒品犯罪治理面临从传统的依托刑事检察职能的“打击”逐渐走向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的“治理”和从打击供应为重点向打击供应和需求干预并重的两个方面转变。从“供给侧”治理毒品犯罪面临国际毒品犯罪激增压力和依法严厉惩治毒品犯罪“边际效应递减”困境;基于毒品刑事犯罪案件办理面临新毒品种类增多和贩毒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查处难、取证难等挑战;从“需求侧”探索毒品犯罪治理路径面临更重任务。应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立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模式;依法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同时,从“需求侧”开展毒品犯罪治理;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对毒品替代物质的监管力度,建立涉毒品犯罪信息共享平台。     

微博问政中政府角色缺位及重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应用的普及，“网络问政”逐渐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微博作为一个信息共享和社交活动的新兴媒体，正在成为公众话语表达和参政议政的有效平台。然而，由于政府对微博这种新媒体认识不足、引导不足以及规范不足，微博问政的效能非常有限。本文探讨了微博问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对微博问政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思考。     

微博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分析

微博时代的到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微博以其独有的特性让治理主体变得多元化，结构变得扁平化，治理过程更公开透明，政府决策更科学民主的同时，也给政府治理带来新的问题。本文通过阐释微博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以及微博给政府治理带来的新问题，探讨政府如何善用微博推动治理转型，为政府正确利用微博平台进行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犯罪学与未罪学理论研究的起始点和归宿点

“未罪学”概念是与“已罪学”概念相对而言的。刑法学就是“已罪学”，是对已然犯罪形态行为进行治理研究的科学。而“未罪学”是对未然犯罪形态行为进行治理研究的科学，即如何才能“未违法”、如何才能“未犯罪”、如何才能“未再犯罪”的研究治理的科学。作为犯罪学分支学科的未罪学应立足于学科研究的核心价值的实现，立足于“文本”平台与“实本”平台研究结合的操作，立足于站稳学院的学科权，立足于取得为社会服务的发言权。     

公众参与视域下的警民互动研究——以公安微博为例

根据公众参与的内容、机制和效果及公安机关推动公众参与的方式等因素,公安微博警民互动可以分为单向主导型、双向协商型及参与型警民互动三种模式类型。通过对新浪公安微博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公安微博警民互动还处于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的发展阶段,由单向主导型和双向协商型警民互动构成,并以互动效果不佳的单向主导型警民互动为主。然而良好、持久的互动却是公安微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然。为此,除了从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角度推动公众参与发展之外,公安机关应从完善微博问政制度建设,优化微博警民互动运营策略及拓展微博警民互动维度及空间等方面推动公安微博警民互动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演变对我国“后打黑时代”的启示

美国有组织犯罪经历了有组织犯罪民族论，到经济论，再到“犯罪”与“组织”结合论三大阶段。美国有组织犯罪类型的流变与概念的演化对我国有组织犯罪治理进入“后打黑时代”有着诸多借鉴和启示。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对我国本土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应坚持全景式认识，采取治安秩序与经济秩序并重的分类治理的执法策略，调整打击锋芒；在刑法学中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建构刑法有组织犯罪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完善立法、严密法网；与此同时，进一步缓减在我国威权体制下有组织犯罪治理有效性与法治原则的张力。     

跨境犯罪性投资及其治理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通信、跨境投资的蓬勃发展,跨境有组织犯罪形势在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日趋严峻,并出现大量以投资为名的跨境犯罪。有效治理跨境犯罪性投资,需培育打击跨境犯罪性投资的专门机构和技术能力,提升刑事治理能力和国际合作水平,注重市场监督主体、市场经营主体和公众参与,将跨境犯罪性投资防控机制有效建立在基层预防、行政合作、司法协作之上。     

我国“微博问政”的规范化发展

"微博问政"已经成为我国公民进行民主参政,特别是运用互联网络开展政治参与的新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开展"微博问政",有助于深化官民互动、加强社会监督、保障民主决策、优化执政环境,创新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共产党增强执政能力和人民政府提升行政能力,需要不断规范"微博问政":深入理论研究,加大制度供给,加强政务建设,提升干部媒介素养,引导公众理性参与,努力探索"微博问政"的科学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的综合治理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治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刑事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现有网络金融犯罪的治理实践存在治理模式混乱化、治理方向单向度和封闭性、治理效果与治理目标之间弥散化等问题，一定程度阻碍了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目标的实现。为了推动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效能取得“质”的突破，有必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理念出发，构建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范式，将网络金融犯罪的行政监管、刑法治理、被害预防、社会治理、效果评估等构成要素有机协调起来。由此，真正实现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生态化、系统化、多元化与现代化。     

委员工作室：基层治理中的“连接”与“团结”——以湖南政协委员工作室为例

“委员工作室”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至逐步壮大的过程，是强化委员与界别群众联系的桥梁、是人民政协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的网络结点，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协调相衔接提供了新的可能。湖南的“委员工作室”建设实现了立足基层与联通上层紧密结合、线上拓展与线下延伸双向发力、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为统一战线各领域增进连接、加强团结、参与治理提供了示范。     

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能力与路径探析

公众参与既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政策的基石,更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基础。其广泛性、深刻性和科学性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成正比。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不断拓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据此,文章在梳理总结公众参与对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进行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公众参与需求,将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划分为四种参与路径来进一步阐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