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学校的历史与现状

日本华侨社会是有悠久的历史。在日本华侨社会中,华侨学校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日本华侨社会的变化,华侨学校也有许多变迁,现仅存5所学校。其原因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外侨政策和第二代、三代华侨的增加造成了华侨意识的变化,华侨学校的学生渐渐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华侨学校既有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又有教学华文的作用。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华侨一定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华侨学校也有培养中日友好人才的作用。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华侨的调查

日据时期,为配合日本政府的南进东南亚的战略,台湾总督府展开了对南洋华侨的全面调查活动。随着日本南进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其调查活动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总督府调查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对日本政府制定对南洋华侨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教育敕语形成过程研究述要

1890年10月30日发布的教育敕语是日本明治政权表达自己教育理念的经典之作。其历史地位与关联度之高,在近代日本的诸多文件中是罕见其匹的。诚如著名日本思想史学者王家骅所说:"《教育敕语》的影响不仅在教育方面,而是涉及了日本政府的全部思想文化政策,影响及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成为日本天皇制国家的观念支柱之一。"①所以关于教育敕语形成过程的研究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     

教育政策与民族问题——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为例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民族的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后,殖民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政策上都实施英文和马来文优先的政策,限制华文和泰米尔文教育,以培养认同及效忠马来西亚的"良好"公民.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共同努力下,华文教育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至今已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大专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本文指出,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种族歧视是导致马来西亚种族和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政策,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将会朝着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     

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的路径探索——评《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侨乡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研究的瓶颈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缺少理论体系的支撑.郑一省教授的<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一书力图从侨乡研究最薄弱的理论环节入手,在"网络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多重网络"概念和理论,对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新探索,"从理论上弥补了侨乡研究的不足",也对推动华侨华人学科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本学校教育系列法律修改趋势分析——评2007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主旨

日本为了全面推进学校教育改革，贯彻2006年新修订的《教育基本法》的基本理念，2007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题为《为执行新修订的教育基本法需要紧急采取的教育制度修订措施》的咨询报告，就学校教育法、教师法、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法三大学校教育框架性法律的修改提出了紧急修改建议，以此为开端，日本学校教育法律将面临全面修改。     

当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文本中的教育权利诉求

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政府为了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不断地推进教育马来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则在国家一系列教育法令的限制下遭到严重的打击.本文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主,兼收马华其他主要报刊对华小高职事件、"综合小学计划"和"宏愿小学计划"事件的相关评论,从华文报刊的文本表达中,探索和把握华人争取教育权益的心路历程.     

华侨华人国籍法律问题新论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籍法衍生了消除国籍冲突引发的问题、国籍不等同公民权、取得多国国籍三项新原则.与此同时,很多国家纷纷修改完善国籍法,核心是承认双重国籍,松动拥有国籍等同公民权原则,以追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国籍法>实施30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存在着许多与国际形势、国家利益不相协调的地方.修订<国籍法>时,有必要认真考虑和平衡集中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多数华侨华人和分散居住在欧美澳的新华侨华人的利益.改革的可行方案是渐进有序地推进务实灵活的双重国籍政策,从宽对待华人恢复国籍和入籍问题,同时,预设制度以防范认可双重国籍可能引发的冲突.     

浅议日本政府的"北方领土"外交

长期以来,"北方领土"外交是日本对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9月2日,小泉"巡视"了北方四岛,日本对俄政策发生新的转变。总的来说,在今后较长一时间内,日本政府的北方领土外交不会有大突破,受领土问题的制约,日俄关系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领土问题优先同时辅以经济合作,仍将是日本今后对俄政策主轴。     

日本教育法制的特点

二战之后,日本教育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与提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是与高 度重视教育法制建设密切相关的。同英、法、美诸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是颁布教育法最多的 国家,几乎所有教育的问题,即便是非常具体、细节的问题,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并严格 施行。本文着重就日本教育法制的特点作一粗浅探讨。     

日本的皇位继承制度与《皇室典范》

《皇室典范》是基于宪法制定的天皇皇位继承等有关皇室事务的法律。明治时代出于建立天皇专制主义政权的需要,于1889年颁布的《皇室典范》结束了皇位继承混乱无序的历史,作为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最高法规,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新宪法制定的新《皇室典范》,天皇的地位和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但在皇位继承制度方面依然沿袭了明治《皇室典范》的基本原则。这一战后改革不彻底的后果,束缚了皇室的发展,也是当今日本皇室出现继承危机的根源。     

战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选择

战后日本选择在亚太地区推行重振战略、大国战略和拓展战略,逐步减轻战后体制束缚,恢复亚太强国地位,进而掠夺发展空间。三步战略目标明确、实施有序,相互衔接、融为一体,帮助日本洗脱战争罪责,骗取国际信任,攫取发展资源。这其中饱含了日本政府的政治谋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由于日本亚太战略始终偏离正确轨道,并且为转嫁政府执政危机服务,所以很难取得最终胜利。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微妙。不能对日本保守政府抱有太多幻想,以防落入圈套,可以尝试联合国际力量,强化战后制裁体制,防止日本重蹈覆辙。     

战后初期日本解决能源供应危机的政策设计

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的供应危机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中最大的“瓶颈约束”。日本为确保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动力,选择了具有“国家管制”和“行政计划”特征的能源配置框架;确立了优先加强能源“量”的增产和供应而非“利润”和“效益”的政策目标;运用了行政约束、法律强制、精神动员等多元化的政策工具。日本舒缓和规避能源“瓶颈约束”的政策构想源于统制经济思想。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ltic states and Japan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Abstract

Japan and the Baltic states set up official relations when the latter achieved independence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s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tried to contact the Japanese delegation as part of their quest for de jure recogniti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owever, recognized them only in 1921–22. Several treaties were signed between the Baltic states and Japan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and consulates and a legation were established. Japan later sought closer relations with the three countries as part of an effort to end the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that followed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1933.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Two, the Baltic states were also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collecting intelligence about the USSR, yet the Soviet incorporation of 1940 soon brought al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to an end.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presents some further little-known diplomatic episodes from the period.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掳劳工民间诉讼的困境与突破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的判决,使得二战受难者在日民间战争赔偿诉讼陷入僵局。此种境遇下＂和解＂成为战后遗留问题工作者寻求突破的无奈选择。安野和解正是在此背景下达成。虽然和解取得了如企业承认强掳劳工的历史事实、表示谢罪、经济赔偿等一些成果,但受日本政府态度的影响,和解只能存在于受难者与企业间,就必然使得和解带有不彻底性,这也恰恰成为和解饱受争议的根源。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以诉讼推动战争赔偿立法,以实现日本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上承认强掳华工法律责任基础上的全面解决,诉讼的根本目标及意义也在于此。     

战争中的符号暴力——以二战时期日本军人切腹自杀为例

纵观整个日本战争史，军人自杀作为一种极端个人行为，背后常常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与时代因素。其重点不在于自杀行为本身的意义与作用，而在于身处特定环境里的军人自杀行为的选择及运用方式的取舍背后所蕴涵的社会动因——符号暴力。借用布迪厄“符号暴力”及其相关概念，重点探讨日本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日本的传统国民性宣扬并阐释战争的正当性的过程，通过教育机制，尤其是学校教育，鼓动日本民众积极参战并誓死效忠，甚至不惜以切腹自杀的方式表示尽忠的决心。其特色在于选取特定的民族——日本，特定的自杀方式——切腹为研究主体，着重阐述日本教育的“符号暴力”——软暴力的形成以及这种暴力在日本战争年代的特殊作用。切腹自杀只作为本文的一个引例，例证这种暴力的意义与作用。     

日本农业普及教育的发展及其借鉴

日本农业普及教育产生于“二战”之后，是日本农业发展体系的关键一环，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由于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日本农业普及教育在经济恢复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低速发展时期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研究日本农业普及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农业普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战争罪犯”还是“民族英雄”——以日本战后恢复对军人和战犯的抚恤政策为视角

对军人军属进行抚恤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重要内容,日本战败后曾经一度废除。《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恢复了对不包括战犯在内的复员军人的抚恤、救助工作。在日本遗族会等保守团体的推动和"战犯释放运动"的影响下,经过几次修改,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全面恢复了对包括战犯在内的军人军属抚恤工作。无论是刑死还是狱死的"战犯"均被视为因公死亡享受抚恤,战犯服刑期间仍被作为"在职期间"累积计算抚恤年金,服刑期间伤病者另可以享受"伤病抚恤",战争罪犯俨然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享受优待。日本政府从立法层面恢复对战犯的抚恤,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的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此后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的社会意识的基础。     

日本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

日本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制度完善而具体,历史上曾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二战后其相关制度发展缓慢,许多规定已明显不符合国际亲子法的发展趋势。为全面了解日本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制度,需要从非婚生子女的确认规则及其权益保护规则两方面全面解读日本相关法律,并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中日民间交往中可能出现的子女婚生或非婚生地位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