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代理诉讼”，何去何从

今年6月1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诉讼活动中公民代理行为的规定（试行）》发布，再次将争论已久的“公民代理讼诉”推上风口浪尖。     

公民代理行为研究

我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纠纷日益突出,以谋利为目的公民代理应运而生,大量出现在各类诉讼活动中。公民代理制度在目前的司法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由于缺乏国家的统一立法,法律服务市场混乱,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应当将公民代理制度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对其予以改进,从而推动我国律师行业及法治社会的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制度检视与优化路径——基于1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下,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引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有利于弥补既有规制模式之不足,对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维护公共利益极有裨益。但是,检视相应制度规范和实践案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仍存在起诉顺位错乱、起诉主体单一、赔偿责任适用混乱之问题。要以法律解释与制度供给为进路,确立“社会组织优先、检察机关后备”的起诉顺位、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明确适用损害赔偿责任和惩罚性赔偿之合法性并对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作出严格限制规定,以期制度臻于完善。     

论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之法律定位

职业经理人是指受民营企业雇佣并管理企业事务,具有内部经营权限、外部诉讼权利及诉讼外的商事代理权限的人.其法律地位主要是高级雇员,同时兼具其他地位.职业经理人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经理权、内部管理权、对外代理权以及剩余索取权.应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以及确立诉讼对抗机制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进行规制.     

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诉权视角的分析

目前,对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还不完善,有必要从更深层次上对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进行思考,为相关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从诉讼的理论基础———诉权的角度,对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基于诉权结构分析的角度,经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论基础在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支持;基于诉权保障的角度,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应包括特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这三类主体;基于防止滥用诉权的角度,应对公民的经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进行一定的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诉权保障研究——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不足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逻辑前提在于宪法诉权和行政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旨在保护公民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诉权,但在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和判决的规定方面不合理地限制了公民诉权的行使,需要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加以完善,以求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诉权。     

论我国出国旅游市场的政府规制

我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营出国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以下简称组团社)一直实行较为严格的规制,即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组团社的进入和退出、价格、组团人数、服务、投资、从业人员资格等方面实行限制。去年新出台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保留了《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旧办法)原有的规则结构,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放松规制应是大的趋势。     

“见危不救”视角下道德法律化应然性分析

道德法律化的目的是提升民众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就目前"见危不救"行为时有发生且常导致本可避免的灾难而言,道德的约束力已明显不足,以法律手段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十分必要."见危不救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刑罚的反向激发功能采强化与弘扬道德,是道德法律化的结果.这种法律规制要求明确"见危不救罪"的构成要件,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以防止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     

保障公民权利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体现

现代法治国家以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与公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公法，在规制警察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私权利方面有不少积极的探索。试述如下：     

对放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限制的探讨

立法机关应持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让公民个人获得同社会团体和有关机关同等的主体资格权利。文章认为放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增加非利害关系关系人主体资格,使多元主体参加到环境公益诉讼中来,进而促进我国环境诉讼制度的完善,激发民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诉讼的建构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迥异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其进行替代的现象。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然资源附带的经济利益，使得自然资源资产的经济利益与救济途径间的固有张力难以消弭。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权利间的逻辑、索赔权利人的范围以及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进行界分，是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诉讼的逻辑前提。基于委托代理协议，从自然资源资产实物形态、非实物形态和超出委托代理协议三个方面展开探索，是未来建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应然面向。在此基础上，应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诉讼定性为私益诉讼，并对适格原告做出序位安排，这是建构该制度的核心要素。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仍有指定诉讼代理的法律规定

民事代理存在于实体代理与诉讼代理两个领域。民事实体代理与民事诉讼代理各自均有法定代理、委托代理和指定代理三种类型。 1991年修改后的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仍保留了这三种代理类型。认为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取消了指定诉讼代理的观点是一个误区     

行政公益诉讼启动程序

一、行政公益诉讼启动程序的模式选择 如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做法。根据公民提起诉讼要不要先经过有关机关审查为标准,可分为“直接起诉”和“前置审查起诉”。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直接起诉模式,但对于直接起诉的具体操作机制,也有不同的规定。德国的宪法诉讼规定,任何公民,只要以为某项法律侵犯了宪法保障的权利,无论侵权案件是否发生．也不论是否涉及到本人的利益,都能提起这种诉讼。日本《地方自治法》规定了居民诉讼,但要求须先向检察委员会提出检察请求,对于检察委员会及公共团体的对应措施仍然不服,才可以提起居民诉讼。未提起检察请求者,可以参加诉讼,但不能成为原告。     

论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和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保障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诉讼的普及化也使得恶意诉讼问题层出不穷。文章从恶意诉讼的概念认识和构成要件展开,总结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分析恶意诉讼具有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就其法律规制提出了改善建议。     

台湾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述评

台湾地区1999年首次规定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该制度的建立适应了台湾环境运动向法制化发展,加强了环境法规的执法力度,具有积极的意义.经过近十年的运行,民众对于环境公民诉讼制度逐渐了解,团体诉讼定位不断明确,司法界对法律的适用也变得日臻成熟.但是,对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仍然面对立法和实务上的挑战.如何从法律上定位环保团体的诉讼功能并赋予其当事人资格,是台湾法律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诉讼担保企业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初步确立了诉讼担保制度,内容涵摄财产保全担保、先予执行担保、执行担保和证据保全担保四个方面。诉讼担保制度在我国司法领域的践行,为保险公司、投资担保企业等开展诉讼担保业务,提供了有效路径。随着民商事纠纷的日益增多,商业性公司参与诉讼担保业务近年来大有蔚然成风的产业化发展趋势。不过,现行诉讼担保制度缺乏对第三方介入担保的法律规制。为此,在现有诉讼担保制度基础上,构建完善的诉讼担保企业法律规则体系,便成了规制我国商业性公司参与诉讼担保业务,进而推进其产业化运行亟需解决之问题。     

国家-社会的双边代理与四向激励——中国行政信访制度功能转换研究

行政信访制度的应然功能既应当以适切于我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实然功能为基础,又应当以合理的法定功能为依据,是实然功能、法定功能与运行于其中的社会政治生态相互调适与相互匹配的结果,总体上可以定位于"双边代理-四向激励"功能。其中"双边代理"包括代理公民实现民意上达、政治参与、外部权力监督、诉求问题解决、诉求权利救济、提出意见建议,代理政府实现沟通宣传、民主治理、内部权力监督、化解社会矛盾、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辅助政府决策";四向激励"是"双边代理"的延伸,包括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正、负向激励和对公民运用公民权利的正、负向激励。这种功能定位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及其承担方式将随社会政治生态的不断变迁而持续调整。     

论我国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

警察使用武力是一项重大而特殊的国家公共权力,影响公民生命权等基本权利,理应受到宪法的规制,但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问题却被普遍忽视,极少得到关注和研究。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是警察使用武力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具有制约警察武力使用权和保障公民生命权的双重作用。警察使用武力的核心内容应当作为宪法保留事项,由宪法加以规制。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宪法对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作出了直接、明确的规定,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宪法规制警察使用武力的理想模式是:宪法在确认公民生命权并规定保障生命权的同时,将警察使用武力作为保障公民生命权的一项例外情形,并且明确设定使用武力的原则和情形。     

公安秘密侦查与人权保障的辩证思考

随着犯罪方式的组织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秘密侦查日益成为公安机关控制和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但秘密侦查的运用,也对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利构成侵犯,从而引发刑事诉讼领域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运用秘密侦查手段是转变犯罪控制模式的现实需要,是提高侦防效率的客观选择,符合法益权衡的法理基础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秘密侦查行为对刑事司法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对公民隐私权的威胁,对公民其他诉讼权利的侵犯,对刑事司法伦理的挑战等。因此必须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理念对秘密侦查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首先加强专门立法;其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再次加强当事人权利保护,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法律的规制下不受侵犯。     

贯彻《行政许可法》建设现代法治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于 2 0 0 3年 8月 2 7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从 2 0 0 4年 7月 1日起施行。它的颁行 ,对进一步规范和限制政府行为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 ,建设有限、统一、透明和便民的现代法治政府 ,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限制政府规制范围 ,有利于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第一要义是保障人民的自由 ,而要保障人民的自由 ,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 ,限制政府规制的范围。长期以来 ,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公权力过宽过大 ,私权利过小过少 ,事事要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