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背景下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角色探析——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

在我国老龄化继续深入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功能越来越弱化,与此同时更加符合国情的居家养老模式应运而生。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主要借鉴,探讨目前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路径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各方的角色分担,包括政府主导、服务机构的技术支撑、社区力量的配合与参与评估机构的多维主体,形成了居家养老服务强大的社会支撑体系。     

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看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的转变

作为我国传统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方式,机构照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寄养作为新型的孤残儿童照顾方式,越来越突显它的重要意义,开始成为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改革的重点.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体现了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在价值、目标、政府的角色、管理模式、运行模式等方面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经历了从政府供给到福利多元主义的转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逐渐转变为能促型角色,利用政府力量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从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转变为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与此同时,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了部分公共管理职能,政府逐渐从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通过去行政化改革,获得了更强的自治性和自主行动能力。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在共识和互信基础上的合作,将有效提高公众福祉,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     

非政府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模式分析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及机构养老缺陷的暴露使居家养老方式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养老的参与能够弥补市场、政府在养老保障服务中的不足,能最大限度地在整合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基础之上,提供各项符合老人需求的服务。非政府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是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的首选,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社区居家养老多元主体参与困境的发生逻辑及治理策略——基于福利多元主义分析框架

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方式,弥补了传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的不足,是我国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有养老政策体系框架下,社区居家养老存在多元主体的参与困境,政府、市场、社区以及家庭责权不明、界限模糊。基于此,从福利多元主义框架入手,明晰政府主体的参与边界,平衡市场逐利性与福利公益性之间的矛盾,提高社区参与的主体性自觉,提升家庭主体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可以对社区居家养老问题有所裨益。     

国家、市场、家庭在妇女福利中的角色与作用

以公正的视角,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理念出发,审视国家、市场和家庭在妇女福利中的角色与作用可以发现,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市场、家庭在妇女福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努力建立政府、市场和家庭合作的妇女福利供给模式。     

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研究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老龄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明显，因此，需要紧密结合我国老龄化社会国情、民情、老龄化人口需求，综合考虑政府的财力、物力、社会的供给与服务、家庭的责任与能力，进一步细化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具体措施与方法。文中从社会支持网络的视角分析养老保障问题，将其按支持网络内容分为物质支持、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按支持网络主体分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构建包括政府制定养老规划、提供税收优惠、创新政府购买方式、完善医疗照顾在内的养老支持网络。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与启示

兼顾了家庭赡养、政府福利和社区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近年来成为政府极力推行的未来养老模式的首选，各地城市社区也展开了实践探索。但这些探索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和系统的政策设计，既反映出当下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尚未成型．又为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提供了扎实丰富的本土化材料。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养老资源供给主体研究

女性养老资源供给未曾出现在政府文件的表达中.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为中国养老政策、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和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理念和视角.文中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结合国内外社会福利的实践,分析我国的女性养老资源供给主体,探讨国家、家庭、市场、社区及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研究各主体之间协调通达的路径,分析中国未来女性养老资源供给主体及角色定位.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公共政策分析

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推动了养老模式的变革,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实现了治理理念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要实现预期效果,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投入、社会各方的支持,需要养老服务市场的培育、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需要老人及其家庭转变养老服务消费观念。     

中国老龄化社会中社区养老模式探析

社区养老模式以社区为平台,通过整合社区内的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社区养老模式无需改变老年人平时的生活习惯,让老人无需离家便可安享晚年。政府应该积极引导社区养老模式的成熟完善和大力推广,加大在社区养老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以政策导向来保障社区街道提供更完善的养老服务,同时还应激励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区养老模式的共建。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与发展--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

一、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时代背景 （一）社区居家养老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议题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社区为依托，整合社会、政府、社区、个人等各种资源，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区接受就近而便利的服务，即社区居家养老日益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养老方式。早在1948年英国《国民救助法》就要求地方政府“为所有由于年龄、虚弱或其他任何情况而需要照顾的人，提供居所照顾”，而1977年英国制定出台的《全面健康服务质量》则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对老人提供照顾和上门服务。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及社会发展需要，将大量精力投放到居家养老服务上，进一步发展完善社区居家养老。如澳大利亚曾推出“社区老年人服务项目”、“高级老人居家照顾计划”、“家庭及社区服务计划”等，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护理、协助购物、维修家庭设施等各项服务；英国在1998年推出《社区照顾现代化》，提出“以社区作为区域结合所有社区照顾资源，整合专业技术和服务，减少管理科层制”；美国在许多社区设立了荣誉公民社区中心、上门送饭服务所、建立针对体弱多病老人的服务性公寓等，可以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养老方式之一。就我国而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我国2012年底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国际标准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那么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标准，我国已是一个标准的老龄化国家，而济南市历下区     

养老服务发展的实证分析、目标模式与对策——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

地方养老服务发展面临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养老服务发展的目标模式是政府、社会力量与老年人分别作为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方主体互动同时又有各自的功能与职责权限。围绕这一目标模式,地方养老服务发展要转变养老服务理念,创新养老服务方式和机制,完善与落实养老服务政策制度支持体系以及建立和完善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系。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居家养老模式符合中国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养老传统,能有效降低社会养老成本,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改善城市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丰富服务内容,建立高素质的养老服务队伍,培育民间组织,实现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合作网络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体责任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志愿者、理论研究者、老人等。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国家政策层面、理论研究层面、实践层面,合作网网络治理的适用性愈发明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与各主体存在着正相关逻辑关系,旨在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体责任的考量,发挥好政府、市场、社区、社会力量、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以及家庭和老年人自身的积极养老作用,形成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合力。     

中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南京、大连、宁波、上海和兰州的分析

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等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需求,社区居家养老呈现了一定的优势。南京、大连、上海、宁波、兰州五个城市都在社区中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但运行模式不尽相同,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也有着不同的定位和分工。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主办、层级联动,政府主导、中介运作,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承办。每种模式都各有利弊,只有明确参与各方的定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才能保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低生育率国家支持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育龄妇女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通过梳理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七个低生育率国家在托幼机构、儿童保育、经济支持、女性假期与就业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提出了我国支持生育的家庭福利保障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做好政策顶层设计,强化以家庭整体为基本对象单位的福利政策,家庭福利政策要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强化0-3岁托幼服务建设,形成组合式、多样化的家庭福利政策,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运行悖论与优化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实践中存在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和存量闲置、市场发展前景诱人和营利能力有限、政府性养老服务供给特惠化和市场性养老服务供给的非普惠化以及增量养老服务激进式发展与存量低水平运行并存的悖论,不利于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养老机构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老年人机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充分满足和减轻政府和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压力。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引导机制,提升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老年人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强化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多元主体支持。     

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以上海市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上海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政策支持,其角色定位也应当由参与配合型向协同支持型转变,并且在社区矫正中着重突出其宣传教育、专业矫治、辅助执法、福利保障和资源整合的五方面功能。     

儿童照顾模式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制约及其应对——基于广东省城镇家庭数据的分析

2016年起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国及广东相继出台了配套措施,可是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制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广东省城镇家庭样本数据,以及2015—2017年对广州市家庭深度访谈,发现广东儿童照顾主要依靠家庭解决,社会照顾体系缺失,导致在二孩政策下,家庭的照顾资源压力增加,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由此,结合其他国家儿童照顾政策改革思路及中国地方探索实践,有必要为有0—3岁儿童的普通家庭建立"福利混合型"儿童照顾政策体系,支持家庭的照顾功能,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育儿,以切实提高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实现国家人口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