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借鉴：我国反恐立法模式构建

用法律的手段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国际社会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共同选择，综观国际反恐立法，目前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分散型立法模式、专门型立法模式和综合型立法模式。我国当前反恐立法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完备性，配套立法还不完善，在未来难以有效地同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因此，制定我国的反恐基本法与反恐配套法，构建“以反恐法为基本法、各单行法为配套法，以反恐基本法为主导、诸法配合”的立法格局，是我国未来反恐立法的现实选择。     

国际反恐立法模式与我国反恐法律构建

用法律的手段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国际社会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共同选择,综观国际反恐立法,目前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分散型立法模式、专门型立法模式和综合型立法模式。我国当前反恐立法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完备性,配套立法还不完善,在未来难以有效地同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因此,制定我国的反恐基本法与反恐配套法,构建”以反恐法为基本法、各单行法为配套法,以反恐基本法为主导、诸法配合”的立法格局,是我国未来反恐立法的现实选择。     

中俄恐怖主义组织犯罪比较

恐怖主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应当在有组织犯罪框架内充分关注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特殊性,予以恰当有力的预防和打击。与中国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作为刑法反恐的起点和主要抓手不同,俄罗斯反恐法从规制具体的恐怖主义性质犯罪入手,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犯罪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时才引入相关的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罪名,并且分别设置了“组织、参加恐怖主义集团罪”和“组织、参加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罪”两个独立罪名。相应地,关于恐怖主义组织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系位置、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等方面,两国的立法选择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两国立法异同的分析和比较,将为我国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提供不同视角的借鉴。     

论公安机关的反恐策略与反恐警务变革

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的现实威胁。公安机关应积极推动反恐立法．完善反恐工作机制,参与国际反恐合作,重视情报、舆论引导和群众工作,加强安全防范和预案演练。为了保证上述反恐策略的贯彻落实,公安机关还应进行必要的警务变革,积极推动农村和社区警务,以警务的“网格化”应对恐怖组织的“隐蔽性”、“随意性”和“扁平化”趋势;强化科技强警,实现警察反恐意识、反恐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坚持以反恐情报为导向,“敌未动我先知”,掌握反恐斗争的主动权,有效遏制和消除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犯罪。     

俄罗斯的反恐对策及借鉴

俄罗斯是恐怖主义犯罪的重灾区,其完备的反恐立法、全面的反恐措施、艰辛的反恐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反恐样本。与之相比,我国要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尚需要制定统一的反恐法,建立完善的反恐危机管理机制,实施“堵”、“控”策略,扩大国际合作。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的危害与公安机关的应对策略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尤其是境内外“东突”及“藏独”势力的恐怖犯罪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危害,这些犯罪活动不仅冲击局部地区的主流价值观、宗教观,破坏我国法制,侵蚀当地民族的国家认同信念,而且直接挑战我国的国家主权。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威胁,我国应积极推动反恐立法,完善反恐工作机制,参与国际反恐合作,重视情报、舆论引导和群众工作,加强安全防范和预案演练,以有效遏制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谈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及合作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自美国“9.11”事件后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相应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中国一贯坚持反恐立场,在刑法中也有明文规定,但需补充和完善。针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呈上升趋势,各国应确立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集体安全观,联合国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国际立法与合作,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困境与出路：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对策分析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互联网与恐怖主义犯罪结合而生的恶果,当前表现为将网络作为辅助工具的“工具型”以及将网络作为打击目标的“攻击型”。然而,当前网络反恐工作困难重重,体现在分散化的恐怖组织结构提高了反恐侦查难度;个体化的恐怖活动抬升了反恐预测难度;隐蔽化的恐怖活动增加了线索获取难度;法律规制网不甚周延;网络反恐国际合作程度较浅。亟待增强网络反恐技术水平;促进情报共享,突破“数据孤岛”;严密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国际合作,形成防控合力。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趋势及防治策略

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性、破坏性、政治性或社会性、新闻效应性等特点,呈发生日益频繁、对象趋于泛化、威胁范围日益扩大、危害日益严重的发展趋势。防治恐怖主义犯罪,要注重标本兼治、预防与打击相结合,强化反恐情报的主导和预防作用,推进反恐法律体系建设以及国际合作。     

对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探讨

我国当前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主要为工具型形态,并表现为向对象型形态发展以及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相联结的趋势。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相比,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工具、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及心理等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由外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作用而成,其中,传统恐怖主义向网络恐怖主义蜕变进而相互结合的根本原因是其主动抉择的结果。对其除了以技术性措施和制度性措施实行定向防控与全面防控之外,还需要对《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反恐法草案》的立法状况进行巡检,实现网络反恐的法治化。     

浅析中国的反恐机制建设

恐怖主义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或畸形发展的产物。10年前,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面对恐怖主义的全面升级,各国都重新审视国家安全环境,加强对反恐机制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的反恐机制刚刚起步,需要加强完善的工作有:首先是立法工作,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反恐怖法》;其次是要完善专门的反恐机构,增加专业反恐力量,配备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另外,要注意反恐国际间的合作,因为绝大部分恐怖组织具有国际性,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解决这个难题。     

提高反恐怖作战能力必须加强训练的组织与实施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反恐怖斗争的需要,公安部门和武警部队所担负的反恐怖作战任务已日益艰巨。为了不辱光荣使命,必须加强反恐怖训练的组织与实施,把中心任务的需求作为反恐怖训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科学把握训练规律作为反恐怖训练的重要环节,把坚持创新的观念贯穿反恐怖训练始终,以切实提高反恐怖作战的整体能力。     

透过伦敦地铁爆炸的烟雾——伦敦地铁爆炸案给北京奥运安保的启示

"7·7"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发生,会使全世界更多国家重视反恐上的合作,也会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办产生影响,它提醒我们,地铁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地铁系统的反恐经验,不断完善和加强包括北京地铁系统在内的各项防恐措施.     

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反恐合作的诉求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既是反恐的平台,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司法、外交关系发展的载体。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聚集一堂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中的成员国——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大业尚未完成,两国带着各自的诉求走进了该组织,从两国开展反恐合作的初衷、目的看,推进两国警务部门的务实合作应该是必然的选择。其中,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诉求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能源的安全,边境秩序的维护与违法犯罪的刑事打击;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诉求主要是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     

基于组织学习的公安机关能力建设研究

公安机关能力建设是当前公安管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组织学习则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在公安机关中借鉴组织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加强其能力建设,为警察组织的多个层次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机制,采用合适的学习方式,促进组织知识的积累与开发利用,从而促进公安机关能力的较大提高。     

恐怖犯罪活动的防范处置探究——以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案件为例

当前的恐怖犯罪活动已成现实威胁，对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以及“三股势力”分裂破坏活动需严厉打击。通过全方位地探析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处置等过程，总结教训，应在工作机制、情报工作、社会管控、应急处置、反恐协作等方面加强探索与研究，以提升公安机关防范、打击和处置暴恐案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个体恐怖犯罪及立法对策

个体恐怖犯罪,是指那种没有政治目的,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造成恐怖气氛的个体犯罪。近年来个体恐怖犯罪频繁发生,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更为现实的恐怖威胁。由于个体恐怖犯罪有着与恐怖主义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所不同的特点,因而应当将其列为反恐怖立法所要调整的范围。个体恐怖犯罪的特点:一是犯罪行为的恐怖性;二是犯罪动机的非政治性;三是犯罪对象的非针对性;四是犯罪主体的无组织性。     

从“东突”问题看我国反恐立法的完善路径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近年来不断制造各类暴力恐怖活动,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我国反恐立法存在明显不足,没有专门的《反恐怖法》。完善我国的反恐法律体系迫在眉睫。在《反恐怖法》出台之前,可以通过修改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以及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完善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法律运行机制,为反恐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当前国际反恐怖斗争新动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活动更加猖獗,表现为活动扩散、行动“基地化”、组织“网络化”及目标“避实就虚”四个新特点。此起彼伏的恐怖活动对世界各国的稳定、安全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际反恐合作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突出国际组织的反恐作用,推动建立联合国框架内的反恐合作机制;二是重视大国间反恐合作,提高各国独立反恐能力。国际反恐怖斗争出现的新问题,使国际安全形势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其主要根源是反恐斗争中出现了“一帮国家搭便车;两个漏洞没堵住;三个误区出偏差”。反恐合作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美国巩固了霸主地位,俄罗斯变外交被动为主动,日本借反恐“出海”,中国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     

反恐与警卫协同指挥系统研究——以指挥、情报与侦查、监视为视角构建三维空间安全

现代警卫之贝．布托遇刺案中所暴露的“情报、侦查及监控模式的低时空、安保防御保障的非真空等漏洞”为各国反恐怖暗杀敲响了警钟。我国如何应对恐怖组织或势力发动的战术进攻。解决之从实战角度出发,吸收计算机软件的程式理念,创新式设定四人行动模式。且协同化组合反恐怖之攻击力量与警卫工作之防御力量等软件机制．装配信息化的指挥、情报、侦查及监视等硬件系统．以构建协同指挥系统。从而达到在反恐和警卫行动中对“人、事、物、时、空、动作”监控的无盲区．实现真空化的控制。该协同指挥系统将以体系、技术上的优势来应对未来的恐怖袭击,构建“三维化”的警卫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