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的对策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和市场经济模式的构建，我国现有的行政问责实践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所谓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指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特定主体、根据多数人的意志、     

新兴权利的行政立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新兴权利及诉求与日俱增,实现公民新兴权利保障的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立法应当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行政法领域,当前我国对于新兴权利的立法保护存在缺乏统一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效力等级较低、行政权力划分不明的问题,导致行政立法难以适应新兴权利保护的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域外及我国各地区新兴权利行政立法保护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于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责任定性不明晰、定量不合理,导致行政问责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有过轻无为、重"风暴"轻制度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过即无风险、"无为"胜"有为"的状态.研究如何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必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执行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论析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定位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构成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民主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治化重在实现问责法制统一化、责任划分法制化和责任追究程序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绩效化重在实现问责运行和问责方式绩效化.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人治化、政治化、运动化的特点仍然显著,在问责依据、对象、程序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对策

行政问责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出发,在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论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重构的路径

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引咎辞职的法理解读——兼谈引咎辞职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在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中已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领导者不再仅仅是问责的主体,而是成了被监督、被问责的对象,行政领导者通过引咎辞职维护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和政府存在的民意基础,体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但是在国外作为一种政治惯例的引咎辞职,在引入我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探讨引咎辞职与我国的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并尝试从依法治国的角度为引咎辞职的法治化提供一个目标模式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面临诸多新形势,社会管理工作应充分认识新形势及时调整社会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权力兜底的新思路,结合我国社会管理实际,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路径.以权力观念、行政公正、公众参与、网络引导和权力法治等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在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中不断增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合力、活力和动力.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问责依据和机制的缺乏,问责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都使行政问责在实践中的发展受到阻碍.只有转变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同时明确相关制度,构建问责环境,并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体系,才能有利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发展.     

行政问责程序及其构建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程序有利于行政问责长效机制的构建.我国行政问责程序还很不完善,现阶段已成为问责制发展的瓶颈所在.构建行政问责程序必须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参与、稳定、可操作等原则,问责程序包括启动、执行、修正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构建问责程序必须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估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     

推进行政问责的几点思考

我国在推进行政问责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问责效果。推进行政问责,必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提高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做好政府回应工作,提高政府应对公众众诉求的回应力。     

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推进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就是推动行政决策向公众参与开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现为公众与政府互动,由"政府决策"走向"公众与政府共决"即公共决策,实质是以公众参与权制约政府决策权.基于中国经验,通过构建"开放?嵌入?互动"的过程模型,认为开放的实质是"赋权",嵌入的实质是"充权"",赋权"越充分且"充权"越充分,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与政府互动程度即公众参与度越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由广度、深度和力度构成,影响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的因素,一是参与权利不对称,二是参与权力不对称.     

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论行政法律关系第三人

从行政法亦应关注公民权利这一角度出发,提出行政第三人的概念,并从时代背景、法学基础理论、行政法基础理论、民法保护的局限性四个方面入手,论证了我国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具体论述了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的途径。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从恩惠到权利:纳税人社会保障权的证成

国家征税的正当性在于为公众提供福利,纳税人拥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经历了一个从偶然的施舍到权利,从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再到现实权利的演变过程.目前,社会保障权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项基本人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并为多数国家宪法所认可,已具体化为一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国家应积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利用立法、行政、司法的一切手段来促进社会保障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