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采用"议行合一"的模式,议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都集中干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的应然功能--居民自治严重弱化、退化,经常性地处于"行政性"与"自治性"的功能冲突与角色错位状态.要化解基层社区组织管理面临的难题,就要对原有社区组织进行功能性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使社区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进行调整、明确和归位,并通过结构性要素的培育实现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     

政府在业主维权中的作用——以武汉市南湖社区为例

城市社区在物业关系的影响下形成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角权力结构。这种三角权力结构是不均衡的,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相对于社会权力而言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导致以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利益在社区权力博弈过程中最容易遭到侵犯而又最难以得到维护。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社区进行适度干预,以自身的优势来弥补社会权力的劣势,以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市场权力形成制衡,从而使业主的权利得到有效的维护。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论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社会事务逐步转移到社区,居民也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社区逐步成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场所,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社区组织结构单一、社区组织管理思想落后、社区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社区组织管理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力、社区组织力量较薄弱等问题。为扩大基层民主,实现居民自治,减轻政府负担,依据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实践,应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调整建制,合理分权和放权,更新观念、培养新型社区干部、提高社区服务水平,落实社区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使居委会真正履行其功能,实现社区管理的法制化,从而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物质、制度和人文三方面条件中，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传统的“行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腿”。功能“二元化”政化＂社区管理模式混淆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使社区的角色发生了错位，社区管理模式将社区居委会原先承担的“行政”职能和适应社区发展的“自治”职能混合在一起，使社区的角色出现“双重化”，既要作居民的“头”，又要充当政府的“腿”，社区治理多元混乱、无序。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议行分设”模式，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力。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区警务战略中的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构想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实施的力量.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在整个网络内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社区居民自治与社区居委会建设若干问题探析

不能将居民自治归结为就是居委会的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也不是地方性的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也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概念。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会议选举的委员组成的常设机构,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位为"议事层"或"执行层"。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居委会建设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拓展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对象;吸引新老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公共生活;全面落实新老居民的民主权利;规范社区民主议事和决策程序。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变化：基于政党功能视角

政党功能是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演化的重要线索。从中国城市社区创建迄今，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不断转换，从突出组织覆盖和党员吸纳的政党嵌入，到推进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的政党整合，再到全面强化领导权威和权力运行的政党引领。这一演化的深层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区属性认识的不断变化，从定位为自治社区到突出治理单元，再到强化执政根基，执政党日趋关注城市社区所承担的国家治理与党执政的使命任务。由于城市社区是集自治社区、治理单元、执政基础多重属性于一身的复合性场域，因此社区治理既需要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引领功能，还需要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功能，需要平衡好政党科层化与政党社会化、组织共治与形式主义、兜底治理与社区共治的复杂关系。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政党整合型熟人社区治理：老旧社区治理模式探索——以Y市D社区为样本

老旧社区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大难题。集体危害品累积与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复杂产权结构与群体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老旧社区治理的复杂情境。Y市D社区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社区治理结构、设立多元自治组织激活社区公共精神、创建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等,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逐步摆脱老旧社区治理掣肘,打造出一种政党整合型的现代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熟人社区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中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共同体,基于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老旧社区治理中推广该模式,需要在目标框架中遵循其实践逻辑,吸收典型经验进行自主化探索。     

城市新型社区中的权力博弈——以某市Z小区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单位制社区开始向自治型社区过渡,城市新型社区的出现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活力。新型社区的特点导致了社区冲突出现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权力博弈。本文以太原市Z小区作为研究个案,还原了该社区的冲突过程,分析了三大权力主体——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在冲突过程中表现出的权力博弈,为城市社区的自治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社会场域理论视角下资本与权力互动: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进路分析

社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场域,资本和权力是社区治理场域的主线。资本和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这种动态关系生成了四种不同的治理形态,即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权力主导治理形态、资本主导治理形态和双向缺位治理形态,其中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是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首先需要理顺场域内诸要素的关系,使场域成为一个良性的动态关系网络,还需要促进场域资本培育和完善场域权力结构,实现资本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良性治理惯习的养成,培育社区治理场域的道德逻辑和实践逻辑。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