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基层“放管服”改革的思考

"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简政放权、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步"先手棋"。基层政府(县、乡)作为"放管服"改革工作重要的承接主体,同时也是"放管服"改革研究最容易忽视的盲区。"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全面清理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定化,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基层"放管服"改革当然也不能脱离"放管服"改革的本质,否则可能偏离改革最初设定的方向。因此,要兼顾先行先试与顶层设计,及时化解改革引发的司法问题,激活存量权力,提高服务质量。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放管服"改革面临的难点,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交易成本"出发,对改革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扫描。研究发现目前深化"放管服"改革关键在于解决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源泉。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改革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降低非必要性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和非必要性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二,重视全社会市场信息对称分配的制度安排,降低搜寻、整合、维护的信息成本,由此抵制各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全社会策略成本。第三,充分利用新型信息技术,重视"互联网+"公共制度性信息平台建设。     

政府“放管服”改革及其“获得感”的秩序维度

"放管服"改革,是最近几年国务院推动政府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先手棋",但其中存在秩序维度的冲突。要让"放管服"改革取得成功,并且让企业和民众有"获得感",须从秩序维度进行治道变革。从物理层面来看,"获得感"与"放管服"改革的技术细节改进、程序流程优化和服务态度与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有关。从秩序维度来看,"获得感"与"放管服"各个秩序板块之间的结构契合有关。从关注政府的秩序维度进行治道变革的要义看,是从权力的治理转向权利的治理,从单中心的治理转向多元参与的治理,从强制性、等级性、条块分割、心理失衡的治理转向自愿的、平等的、整体的、网格状、心理协调的治理。     

数字治理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升服务效能;有利于推动"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精准施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同时,数字治理也给政府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能不高,数据治理主体单一、多方协同不足,人才培养滞后、发展瓶颈凸显等现实困境。政府部门需要树牢数字治理思维、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把握数字治理规律、构建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深化“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优化陕西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后强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是以政府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制度创新的方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陕西省在“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改革推进的统筹设计、科学规划有待加强;改革推进中的体制机制创新需强化完善;改革推进中的协作性、协同性需要加强;破除改革“痛点”和“堵点”的力度需加大。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陕西营商环境要加强“放管服”改革推进的统筹设计、科学规划;要深化“放管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优化;要下大力气解决“放管服”改革硬件载体的不足,切实破除改革的“痛点”和“堵点”;要推进“放管服”各部门职责优化协同高效,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     

加强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

"放管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涉及权责关系的重塑、管理方式的转型以及工作模式的再造。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改革任务中找到有力的抓手和突破点,不仅决定改革的方向和大局,也决定改革的成败。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通过"一把标尺"规范"放管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现代政府管理秩序、文明和进步的体现。     

我国县级政府效率不平衡性分析

我国县级政府效率存在不平衡性,然而有关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缺乏。县级政府效率具有两种形式的不平衡性,即县级政府效率及其测度因素存在区域间及区域内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源于政府公共服务等县级政府效率测度指标所存在的差异性。缓解县级政府效率不平衡性的对策主要有:持续实施区域协调及协同战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实现县级政务信息公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等。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它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以及企业的助推三个方面,它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当前营商环境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徐州市鼓楼区为例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粗放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是比金子还宝贵的软实力。政府部门主动变身为"店小二",把企业、群众办事的痛点、堵点、难点作为自己工作的着力点,积极放下身段、俯下身子,扩大"放管服"改革,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就目前徐州市的营商环境而言,政策法规配套不健全、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放管服"改革落地不扎实等问题已明显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亟待突破解决。完善和改进营商环境,不仅需要充分认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意义,也要做到"亲"、"清"一个都不能偏废、一个也不能少,需要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和法律制度落实等方面做出更多坚实努力。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济南市营商环境的优化探析

营商环境是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指标。经济新常态对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济南市应着眼于制度创新,加快"放管服"改革,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着眼长期的引导和维护,打造规范安全的监管环境;从转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入手,重点完善服务企业机制;着眼于培育品牌和标准,大力推动诚信体系建设。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哲学思考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当下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我们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针对当前"放管服"改革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新时代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双创”的动力机制构建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梳理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营造"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双创"是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着力点。打造新时代"双创"的升级版,政府需要从重"量"转向重"质",树立以"质"立足的理念,基于"互联网+"促进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动能的全面协同发力,挖掘多元社会主体"双创"的制度力、组织力、服务力和贡献力。通过促进平台智慧化建设,构建主体社会化机制、服务专业化机制、过程法治化机制和跨界协同机制,提高自主可控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中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改革进展和表现形式。国内外有关中国"放管服"改革实践的理论研究起步很晚,但已经在相关概念与构成内容的理论阐述、改革过程发展演化与内在逻辑、改革实践问题与规范对策、改革实践环节或领域相关主题、地方改革实践及其成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相关主题研究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征,但总体上方兴未艾,也展现出了较为明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趋势。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基层机关事务管理创新

机关事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是放管服改革在政府内部的开展,也是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在放管服改革深入过程中,县乡基层政府面临职责加重、政务事权加量、基层政府与公务员任务翻倍的情况,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管理体制、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格局、保障水平面临挑战。基层机关事务管理改革需要通过职能定位、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多路径进行创新,使之与放管服改革相配套。推进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对于确保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避免腐败和提高基层公务员士气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或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他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电子政务深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与第三部门的兴起两个方面,他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地方政府“强区放权”改革中事权承接存在的问题与机制优化——以深圳市为例

为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要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圳积极推进"强区放权"行政体制改革,旨在进一步厘清市、区、街道三者的职能定位与事权配置难题。施行"强区放权"改革拥有诸多实践价值,包括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破解权责失衡现象,提升基层干事积极性、增强公共治理效能,同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在深圳"强区放权"改革取得较大成效之际,这项改革在事权承接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市区两级事权衔接不畅、责权不清及个别事权下放承接存在分歧,各区事权承接的编制与人力资源有待加强,事权下放配套服务尚需完善等,一定程度影响了"强区放权"改革的预期效果。今后应继续厘清事权承接清单、保障权责明晰一致,进一步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加强人员业务培训,并研判事权下放效果、完善改革配套措施。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开展高校工会工作的新思考

"放管服"改革将不断推动高校行政色彩的淡化,推动高校教职工主体地位的提升,工会的建设职能、维护职能、参与职能将得到更好发挥。"放管服"改革将促使高校形成一系列新制度和新的工作模式。因此,高校工会要学会在新的制度下,运用新的理念来开展工作,要实现从被动型向主动型工作理念的转换。高校工会工作人员要形成适应"放管服"改革精神的思想观念和业务素养。     

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逻辑、功能与进路

大学生公益创业与社会治理存在着目标契合、价值一致、手段相近的特征,通过老年人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服务以及其他公益服务等形式,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整体的制度自信、提升受益群体的政治认同。推动大学生公益创业要多措并举。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心、引导学生关注民生福祉;要依托现有公益组织,扩充社会资本;要进一步推动政府"放管服"改革,定向增加社会服务采购规模;要优化现有制度环境,降低创业成本。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特征的实证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核心一环。从地方政府政策文件视角,分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演进路径即动力机制、改革内容、结构框架等维度上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动力机制上呈现出中央主导与地方跟进的特征,改革内容上表现为从单一平面向多元立体的路径特点,结构框架上呈现出由宏观到具体的改革轨迹。分析这些改革特征以及衍生的改革多维度不平衡的问题,包括行政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格局、审批权力结构实质与程序之间的不平衡,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构政府层级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权力结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互联网+”背景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路径探析

自2013年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新时期,"放管服"改革也面临着效率困境、"信息孤岛"困境、道德风险困境等问题。"互联网+"能为"放管服"改革的开放、互动、一体化运作提供技术支撑及思维方式,助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