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单位犯罪的司法需求和立法重构

在定罪上,单位犯罪认定标准虚化、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认定标准不合理、国家机关犯罪司法非罪化不理性。在量刑上,单位犯罪刑罚配置不均衡、刑罚种类单一、量刑情节不明确、裁量制度缺位。针对前述司法难题,以现行体系为基础的解释路径已经无法回应司法需求,为实现单位犯罪范围的合理性、刑罚安排以及量刑的妥当性,为破除法官实践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藩篱,应当从立法层面进行重构。具体而言,针对定罪需求,应当明确单位犯罪的本质、增设单位犯罪罪名、排除国家机关犯罪主体。针对量刑需求,应当配置均衡的刑罚、增设资格刑、明确量刑标准、构建裁量制度。     

论刑法量刑情节设计上的缺陷及完善途径

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有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但量刑情节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中都有不少问题需要面对。剖析量刑情节的不足,并提出完善之策,无论对理论提高、立法完善、司法规范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谈谈量刑情节的分类

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依据,是能否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关键。掌握量刑情节的分类,明确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应当情节、可以情节;单功能情节、多功能情节的内客及其适用规则,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由公正到效益--罪刑均衡到刑罚个别化的价值嬗变

历史上有两个相对的刑罚适用原则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罪刑均衡原则要求刑罚应当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体现了刑罚的公正价值;刑罚个别化原则要求刑罚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体现了刑罚的效益价值.为了遏制高涨的犯罪现象,刑罚的适用原则由罪刑均衡发展到刑罚个别化,刑罚的价值追求由公正转化到效益.伴随这一历史变化的是一系列的变化过程.     

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关系论纲——兼及罪刑关系的重构

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最初分别是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所构建的罪刑关系理论。两派对犯罪和刑罚的理解是一元的,所构建的罪刑关系也是一元的。随着两派观点的逐步融合,对犯罪和刑罚的理解逐渐由一元走向二元,这也导致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由一元向二元演变。作为二元的罪刑关系理论,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都追求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相互适应。罪刑均衡要求犯罪与刑罚保持对等性,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应该遵循,因而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个别化不仅要求刑罚与罪行,而且要与犯罪人的人身特征相适应,是处理具体刑事案件的要求,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就二者关系而言,罪刑均衡是刑罚个别化的上位原则,刑罚个别化是罪刑均衡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严打“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现

"严打"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依照刑法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不能因为"严打"而降低定罪标准和加重刑罚;"严打"要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严打"期间对行为的定罪量刑应基本平衡;"严打"要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情节适用刑罚,不应一律适用重刑.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因此,需要对罪刑均衡原则重新进行审视,以避免类似“许霆案”的再次发生。     

论犯罪人格与量刑公正

法官量刑时既要做到罪刑相适应,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功能,又应考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正难度,以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只有二者兼顾的量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将犯罪人格引入量刑机制,使其处于与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现代西方国家量刑的发展趋势,也是摆脱当前量刑危机,实现刑罚公正的不二法门。     

刑罚裁量与人权保障

人权是与作为生命的个体的人身与人格密切相关的权利与自由 ,要保障人权 ,首先要保障刑罚不得侵犯人权。我国在司法实践中 ,量刑时重视一般预防 ;量刑时将被告人不能预见的结果或其他客观事实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量刑中的间接处罚现象比较普遍 ;以及不公正的量刑 ,均多多少少甚至极为严重地侵害了被告人的人权。法院应当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 ,明确量刑根据与量刑基准 ,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法 ,实现公正量刑 ,从而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污染环境罪司法样态透视——基于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

对裁判文书的分析是对我国污染环境罪的司法样态进行评估观测的有效途径。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适用与理论预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实证研究发现，污染环境罪刑罚适用存在自由刑适用结构性失衡、罚金刑功能落空、恢复性司法作用逐渐趋向合理等特点。实证分析得出的污染环境罪刑罚适用的司法现状和问题，需通过解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困境、搭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污染环境罪刑罚适用的融通路径、实现污染环境罪的多元化刑罚处罚方法、完善污染环境责任承担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实现污染环境罪司法实践中的罪责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遏制环境犯罪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的目的。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的司法处断

目前,由于刑法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在立法上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准确地定罪量刑。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并非牵连关系,两罪在犯罪构成上也非重合关系。对于渎职受贿罪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罪数罪并罚论处,这种处断原则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论死刑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

被害人过错是多部刑事法律文件中规定的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但由于其并非法定量刑情节,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缺乏统一的认定尺度,公检法对该情节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困难,且易导致量刑失衡。应将被害人过错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在正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存在的基础上,从其主观罪过、行为程度、侵害客体、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等角度予以细化考量影响被害人过错的因素,并通过数理化模型来分析被害人过错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刺激作用,从而正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实现罪刑相当。     

论我国累犯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一起猥亵儿童案引发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累犯率居高不下,且三犯、四犯型的累犯、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累犯不在少数,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已经无法达到惩治累犯的目的。对于累犯这一特定人群,在刑罚上既要根据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予以从重或加重处罚,维护社会的正义;同时对于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个体,需"对症下药"地施以相应的保安处分措施予以治疗、教育、感化,以促使其改过自新,不再危害社会,体现刑法的人文关怀。再大而化之到整个社会层面,对于刑满释放人员也应加强引导,关注这一群体的民生问题,避免歧视,这对减少累犯也至关重要。     

《刑法》第67条“坦白”理解与适用之管见

《刑法修正案(八)》将"坦白"提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但其与自愿如实供述并不相同,作为自首的降格认定,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本人罪行,或者如实交代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但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情形。由于坦白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其仅成立于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在适用上,应将其置于整个从宽处罚体系中特别是与自首的衔接上来衡量从宽的幅度,禁止对其"重复评价",还应探索坦白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适用空间。     

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

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

从世界范围看,量刑建议愈渐具有重要地位是当下刑事司法制度公力协商模式悄然风靡的结果。随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成为牵动认罪案件诉讼程序运行的关键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制度产生了较多新的实质变化。新形势下,精准刑与幅度刑在认罪案件量刑建议中均具有了新的价值意义,以精准为主、幅度为辅是较为妥当的量刑建议内容模式。量刑建议的效力问题是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的关键所在,对于《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应当要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包括量刑建议的效力场域、辅助参考到主要依据的转变、一般应当的规范表述、调整量刑建议的规范缘由、量刑建议异议处理程序。对这些问题的充分有效探讨有助于指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     

个案主义之下的量刑偏差及双重应对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量刑偏差的矫正应当立足于个案主义的视角,在具体个案中,追寻导致刑罚畸轻畸重,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原因。应当将量刑规范化作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立足当前刑罚理论研究和司法审判的实际,在正确把握其与法官自由裁量权、刑罚个别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系的前提下,从量刑程序和实体规范两个范畴,以审慎的态度加以推进。     

同种数罪处罚原则新说

数罪并罚问题无论是在刑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同种数罪该不该实行并罚更是刑法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 ,在司法实务中 ,大多是把其作为一罪从重处罚的。笔者认为 :同种数罪也是数罪 ,将其实行并罚制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更具科学性。     

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构造

本文认为 ,新《刑法》第 5条所规定的不是简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而是以刑事责任为纽带 ,把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使刑罚的运用既注重犯罪行为又兼顾犯罪人 ,使刑法做到了公正与功利、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论对金融、经济犯罪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对犯罪适用刑法的中心问题 ,是定罪量刑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定罪量刑的科学成分量 ,即“含科量” ,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大关键。犯罪构成理论是关系定罪量刑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愈科学 ,就愈利于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本文从研究金融、经济犯罪的形态特征和规律性出发 ,论证了传统的苏中式犯罪构成理论不利于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含科量” ;要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应当适用龙式和前置式的新的犯罪构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