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思考

加强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而上诉权是维护被害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赋予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一些诉讼权利,但并未赋予其作为当事人最为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上诉权,从而影响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和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我国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及制度构想

比较我国与国外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享有的诉讼权利,可以看出我国是非常重视被害人的权益与权利保障的,然而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缺陷。笔者对我国的被害人权利保护提出一些构想,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一些诉讼权利,确立一些有利于被害人的诉讼制度,以求达到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及地位的平衡,以真正实现诉讼的公正。     

论和谐社会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刑事诉讼中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也得到了提高,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也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我国立法上虽然赋予被害人一定的权利,但实践中,其权利往往难以实现,物质损失有时很难挽回,更不用说复仇心理和赔偿心理的补偿。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不断努力,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     

应当如何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

正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坚决贯彻疑罪从无的规定人权通说指一个人在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上所享有的权利。对于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应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保障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二是保障所有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害人的权利;三是通过惩罚犯罪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不受犯罪侵害。这三个层面既相互区别又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诉讼义务探析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如被害人不得滥用控告的义务与不得作伪证的义务,因为它们都分别涉及被害人程序启动权与程序参与权的正当行使,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督促被害人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才能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

加强被害人权利的确认与保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重要趋势.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应合理吸纳联合国司法准则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内容,构建恢复性司法,完善被害人赔偿权和援助权的保障机制,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以全面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日本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日本法律在被害人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建立了包括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被害人补偿、被害人援助等较为完备的被害人保护制度。我国对被害人保护的研究和关注起步较晚,被害人保护工作存在很多不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日本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通过完善立法、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和实施被害人救助工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被害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对不起诉问题的思考

作为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被害人,其权利的保护一直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不起诉救济制度就是保护其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为制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力防止检察机关权力滥用、保障被害人合法而制定了不起诉救济制度。本文试从分析我国现存救济制度及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入手,对被害人面对不起诉救济中的问题进行思考。     

论被追诉人约见权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追诉人约见值班律师的权利,以保障被追诉人能及时地获得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但在委托或指派律师的案件中,在押的被追诉人尚不享有约见辩护律师的权利。我国立法未赋予被追诉人约见权的原因主要是辩护人中心主义的诉讼传统、过于强调被追诉人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诉讼角色以及立法对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的信任与被追诉人滥用约见权的担忧。我国亟待构建涵盖权利告知、行使时间、权利限制以及权利救济在内的约见权体系。     

中国残疾人平等参与诉讼权利研究

残疾人身体或精神的缺陷导致需要对他们平等参与诉讼权利予以特殊保障,我国现行法律对残疾人平等参与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实践中残疾人平等参与诉讼权利受到侵害,不利于残疾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诉讼权利是国家的一项责任,应当完善支持残疾人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诉讼权。     

建议建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之一，其所占地位与所起的作用很特殊，在自诉刑事案件中处在控告人的地位．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通常通过自己行使诉讼权利而得到责任追究与权益恢复，一般被害人所受损害相应较小，不存在社会救助问题。而在公诉案件中，是由国家公诉机关来承担指控犯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义务与权利的。此时从指控犯罪、主张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角度看，被害人处在从属的地位。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身体的伤害相应更大，使得被害人的生活由正常而为窘迫困顿，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甚至难以为继。从司法实践来看，仅通过由刑事诉讼行为的完成达到权益救济与权利恢复尚不足以使得被害人的生存环境得到基本改善。故此当考虑设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以解决此类问题。理由如下：     

论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各项诉讼活动的过程进行监督,以实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权利的正确行使;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但是,我国的检察机关对于诉讼活动的监督还存在着不足。要从完善法律体质、调整检察机关内部结构、加强法律监督队伍的建设、增强法律监督工作的透明度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以符合现代化社会对诉讼活动监督的要求。     

侵犯律师辩护权之程序救济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多项权利,以保障其辩护权的顺利实施。刚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是单纯地赋予其权利而没有相应的侵权救济机制是不能顺利实现保障其辩护权的目的的。只有在赋予权利的基础上辅之以程序救济机制,才能使其辩护权得到更好的实施。     

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失与补救——以辩诉交易为视点

英美等国辩诉交易以控辩双方为交易主体,被害人成为辩诉交易的旁观者,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维护和诉讼的公正,被害人容易二次受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辩诉交易制度中.应该给予被害人辩诉交易权,并借鉴恢复性司法的合理成分,在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中促进社会的整体正义与和谐.     

被遗忘的法益——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礼貌对待权

被害人的权利与合理诉求曾一度被长期遗忘,上个世纪至现在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与回归,但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有一项长期被遗忘的法益,即＂礼貌对待权＂自始至终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尤其在我国,带来一些负面后果。其实给予被害人此项权利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与极强的社会现实价值,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应通过制度建构来保障被害人的此项权利。     

司法和谐的制度之维——基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二元主体的解读

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时代的主题,和谐法制目标的实现便成为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人权保障则是刑事司法和谐的基石。从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角度,在和谐语境下解读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保障问题,发现制度的建构尤为必要,特别是按照刑事诉讼活动的逻辑顺序,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国家补偿制度和刑事调解制度在各自所处的诉讼阶段尤为重要。     

有关"律师在场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但该项权利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还存在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较差、现有的律师资源不足、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力、法律援助落实困难、看守所不中立等诸多不利因素。针对这种实际,建立我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只能规定特定的案件适用范围,并赋予律师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应有具体的程序保障和行之有效的律师在场权开始时间,同时,还必须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律师刑事豁免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     

“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意见”若干问题评析——以儿童权利保护为视角

近年来,全国各地披露出一系列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两高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它首次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明确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理念的重大进步。在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方面始终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突出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深化受监护权内涵,严格负有特殊职责人员责任;最大限度保障儿童福利权,优化儿童成长环境;重视未成年人知情权,竭力维护其诉讼权益。同时,《意见》也留下些许缺憾,在性侵害幼女犯罪、性侵害犯罪精神损害赔偿及性侵男童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和谐语境下社会公益权研究——公益诉讼中社会中间层角色考量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公共利益的救济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的利益源头,以利益出发,对公共利益进行法权凝练,进而建构社会公益权这种新型的权利,并以此为权利契机,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进行分析,赋予社会中间层组织以原告资格,是对现有权利体系与诉讼制度的完善与修正。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之观察

公司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关于公司股东的权利也是一直以来人们研究的热点。而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也成为股东保护公司的救济途径,当公司受到侵害时,公司为受害者,公司其他人则怠于行使权利,故赋予中小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就很重要,并且我国新《公司法》还处于修订阶段,处于不断修改中,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并充分发挥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