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法定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提升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的可操作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和立法界将目光主要投注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上,却对其法定刑关注不够。和审判机关的量刑一样,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以法定刑作为适用准绳。令人遗憾的是,受贿罪一直无独立的法定刑,至今仍参照适用贪污罪的法定刑,且该法定刑还存在刑罚档次交叉重叠、衔接无梯度,犯罪情节模糊、犯罪数额不科学等诸多缺陷,这给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时对基准型的把握带来一定的难度。为提升受贿罪法定刑在量刑建议中的可操作性,应单独设置受贿罪的法定刑、增加刑罚种类、废除死刑、降低起刑点、重构法定刑空间形式等立法建议。     

完善我国受贿罪立法之建议

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合理。针对受贿罪刑罚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立法建议:我国刑法应对受贿罪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对受贿罪增设资格刑;调整受贿罪的罚金和没收财产刑;对受贿罪量刑情节及刑罚层次予以调整和完善,建立以情节为主的刑罚体系,在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时应综合考虑受贿数额情节、受贿犯罪方式和次数的情节、受贿罪主体是否违背职责的情节、受贿所造成的后果大小的情节、受贿罪主体身份等情节。     

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问题与立法完善的思考

刑罚配置的具体要素包括刑罚量、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其配置应符合相关的立法原理。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在刑量、刑种、刑度配置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应予以完善。在刑量配置依据上,应全面确立概括数额加情节标准;合理考察受贿罪刑量,单独配置法定刑;全面配置罚金刑,完善配置方式;对国家工作人员犯贪污贿赂犯罪的,单独增设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优化刑罚幅度设计,确保量刑档次之间梯度衔接的顺畅;条件成熟时废除死刑的配置。     

论我国文物犯罪的量刑平衡

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时对文物犯罪作了相应的调整，在罪刑关系上更趋于协调和平衡，但我国文物犯罪刑罚处罚中仍存在着量刑失衡的问题，致使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刑罚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主要存在刑罚量配置不协调、量刑情节笼统、法定刑设置不当及幅度大等问题。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立法完善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很大争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大规模适用从宽处罚情节且大量案件适用缓刑，打击力度过低，反映出立法存在问题。对本罪所侵犯的法益进行重新定位后可知，本罪不仅侵害了儿童的人身不可买卖的权利，更侵害了儿童的人格权、父母的亲权。本罪法定刑的设置，难以准确评价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从对向犯理论、刑法对于买卖动植物案件刑罚的设置、结果正义的要求来看，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其必要性。就以立法修改的方式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言，“预备犯理论”“提高刑罚可能适得其反”“刑罚无用论”等理论障碍完全能够克服。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立法完善，可从提高本罪的基本法定刑、设置法定加重情节以应对特殊情况两方面进行。     

中外贪污贿赂罪法定刑比较研究

中外贪污贿赂罪法定刑比较研究缪树权目前，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普遍感到，虽然我国《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规定得比较严厉，但是其刑罚种类相对单调，与其他一...     

法定刑设定根据与设定技巧研究

刑法的国家强制力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刑罚设定来体现的。刑罚设定问题包括法定刑的设定根据与设定技巧。只有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作为法定刑的设定根据。法定刑最低刑与最高刑的设定,决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的,它应该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程度来设定,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判断又必须依据相应的价值观念来进行。我国刑法法定刑设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存在同罪异罚与同罚异害现象;二是存在法定最高刑与最低刑过高现象;三是不同犯罪法定刑之不平衡。     

商业贿赂犯罪法定刑的特点

商业贿赂涉及到刑法中的八种罪名,这些罪名的法定刑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主刑规定的种类多且挂有死刑,罚金刑缺失、没收财产刑适用范围太窄,针对不同主体配置差异极大刑罚。对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配置了明显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单位的刑罚,对单位的刑罚配置明显轻于自然人。商业贿赂犯罪的现有资格刑规定无法有效防控商业贿赂。     

毒品数量对毒品犯罪认定意义的理性思考

毒品数量作为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量刑标准,具有着重要作用。但作为法定刑幅度的依据,其起到的作用是片面的,其并不能全面反映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对毒品犯罪法益的认识不足所致。为此,应当考虑毒品犯罪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性,对毒品数量、纯度及其他情节所反映出的犯罪社会危害性进行准确的理解,同时通过明确量刑情节及具体幅度,适当调整法定刑,从而尽可能地对毒品犯罪合理的定罪量刑。     

对绑架罪法定刑立法规定之思考

绑架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增设的一项新罪,但其刑罚过严,量刑情节过于简单,且死刑适用情节不加区分,死刑适用绝对确定。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完善对本罪法定刑的设置,增设必要的量刑情节,并以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取代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     

经济犯罪死刑废除问题之探讨

目前.我国不宜彻底废除死刑,但对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应区别对待.在我国对经济犯罪所设置的死刑罪名中.除五种犯罪适用死刑具有正当性外.大多数经济犯罪都不适用死刑.理由是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死刑刺激部分经济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使国有资产流失.建议调整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改革自由刑,增设资格刑,加重财产刑.     

论我国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废除及其刑罚完善

经济犯罪不适用死刑或严格适用死刑,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像中国这样死刑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的情况实属罕见。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有违刑罚的正当性、功利性和人道性的要求。因而,对经济犯罪取消死刑,代之以资格刑和财产刑,更符合世界立法趋势。     

探寻刑罚个别化的正当根据

刑罚个别化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犯罪人预防，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客观根据之上的。秩序、人权、公正是刑罚个别化的法哲学根据。刑罚个别化的事实基础即在于意志自由的相对性和犯罪原因的多元性。     

我国经济犯罪死刑浅析--以适用死刑的目的为视角

死刑的目的是整个死刑制度确定和存在的基石.它包括统一的三个层面报应、预防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在经济犯罪领域设置死刑不符合前述三个层面的目的,因此可考虑废止我国经济犯罪中的死刑.我们可从转变观念、强化管理、健全制度等方面努力以达到这一目标.     

论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规范的等级化

通过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27个暴力犯罪死刑罪名的规范分析,个罪的死刑裁量规范的犯罪类型与刑罚类型的规定存在差异。犯罪类型分为基本犯、加重犯和特别加重犯,刑罚类型分为刑种配置和处罚方式。由此构成暴力犯罪死刑裁量的量刑规范等级,包括罪质构成与刑罚配置两个方面。各种不同的罪质构成与刑罚配置的量刑规范等级都在立法规定上限制了...     

中国死刑适用问题实证研究——对京、鄂法律实务界的调查访谈

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不方便实践操作,适用标准难以做到统一,罪名范围过宽,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对死刑条款具有合理性;确定死刑的对象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适用应适当考虑民众因素。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确保死刑适用标准统一的有效途径。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罚金刑易科

刑法理论界对罚金刑易科制度态度不一,但许多国家的立法都引入了该制度。我国并未建立该制度,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罚金刑易科的做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采取这些做法违反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而且侵犯国家财产权、混淆责任承担方式、阻碍刑罚功能的发挥,还有可能违反罪责自负原则,在刑法建立该制度前司法机关不应擅自进行罚金刑易科。     

刍议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重构

自1997年《刑法》以总则加分则的方式全面规定单位犯罪以来,十七年过去,《刑法》的历次修改未再次涉及,这使得单位犯罪体系粗糙的刑罚配置与疏漏颇多的刑罚适用问题得不到改善与解决。面对当前单位犯罪刑罚规定中处罚原则不合理、刑罚种类单一、处罚规定粗糙混乱等诸多问题,一条从单位犯罪主体重设出发,到刑罚独立体系构建,再到罚金刑具体细节调整的重构之路应被提倡。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是我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行政执法领域经济犯罪的必然选择,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受立法不完善、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监督不力等因素制约.借鉴国外行政刑罚制度、增设过失未移交刑事案件罪等手段是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的根本保证;规制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监督是关键因素;增强行政执法行为的独立性,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增强法律监督能力、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是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