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股票要学会“不操作”

正股票的交易频率与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经常会出现多操作不如少操作,少操作不如不操作的情况。往往回头一看,"不操作"有时是最好的操作。与很多人不同,李悦并不想通过炒股一夜暴富,炒股只是他投资选择的其中一种,在炒股的同时他还购买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和基金定投。李悦追求的是稳定收益,所以他喜欢走势相对平稳的股票。从操作的第一只股票铁龙物流开始,李悦没有严格的止损点,但是却有严格的止盈点。每当股价上涨20%,他就一定会将手中的股票抛掉。几年下来,李悦在股市上虽然没赚大钱,但收入也还算稳定。而且,正是因     

股市36计之顺势而为

多头市场避免“放空”,空头市场避免“做多”,这是不少老股民的心得。 股市的走势,多视政治、经济、金融形势和股民的心理而变化。股市的“势”一旦形成,就会摆脱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股息和红利的派发等因素的影     

股市36计之——玩股莫贪

人们说:股市上多头、空头都能赚钱,唯有贪婪者不能赚钱。 对一个初涉股市的投资者来说,只要他不是太过贪心,只要扎实、机敏而又小心的话,收益的希望是很大的。但如果他太贪心,那么无论他手中持有多么优良的股票,同样可能一败涂地。因为股市上任何一次利多、利空的机会都是稍纵即逝的、贪婪者却总是因为自己的贪心而错失良机。应抛时为了     

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不好投资

<正>在和广大投资者接触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经历:我知道那是一只好股票,就是拿不住。更有的投资者说,几乎所有翻倍的股票都曾经买过,就是涨一点就卖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长期投资者     

’97中国股市狂潮探秘

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却又在意料之中。今年5月底,中国的股民又经历了一次切肤之痛的风险教育。一连串的调控政策,股市连续大跌,被套牢者无计其数。仅仅几天之前,股民还在憧憬着到香港回归时的投资大丰收,而在“凯旋门”前摔的这一跤,使之清醒些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股市以不断上涨来对应香港回归倒计时。盼回归迎九七,到了股民那里就变成了买股票迎九七,像几年前炒作西藏上市股票冠以“民族团结”概念股一样,潇洒地炒一回九七概念。     

几块肉

有一件事,是因为几块肉引起的,我伤害了一位老人,尽管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一直不能忘记,感到惭愧,内疚. 那是我二十岁的时候,刚参加工作.一天中午,我在单位吃午饭,食堂做青椒炒肉,芹菜炒熏干,这两样菜我都不爱吃,就到单位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去吃午饭. 这家小饭馆临近大马路,又处在闹市区,名义上是小饭馆,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商店,卖什么的都有,卖百货的,卖鲜果的,卖面包牛奶的,炒菜吃饭的,样样俱全,人来人往,很杂乱.     

那一个梦中的小作坊

我时常觉得自己懒,想到了的事又没有去做,弄得许多有趣的念头只有飘飘荡荡地离我而去。不久前,我说要将厨房外的阳台改造成一个工作室,可以偷闲在那里做点手工,可这想法一直停留在空想阶段,懒懒的不想动。我相信骨子里的懒惰是现代人的一种怪病,宁可放弃许多乐趣,也要赖在沙发上,它最终会使我们变成头脑怪诞、四肢无力的笨蛋。不下五个人取笑我欲建立一个私人小作坊的念头,他们都说如今可没有人去做手工了。需要什么东西,上街一买就是,何必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们都不懂得自己动手的乐趣。南斯拉夫那位死去的伟人铁托,就有一个巨大的私人作坊,闲时他     

舒服的上帝

总记得是在大学鞋业公司旁边的一个私人鞋店的那双黑皮鞋,那是我从广州去美国时身上唯一的新东西。它让我吃了不少苦头,脚夹得生疼,起了泡,而且飞机在新泽西一降落,鞋掌也跟着要落了。去钉吧,鞋匠们异口同声要3块美金。同伴都说不值,三六一十八——刚去的人都爱这样把美元折成人民币算,在广州都可以买双新鞋了。可我不能再飞回广州买鞋吧?一个人又奔回鞋铺。修鞋的白人老头很客气,找了皮子钉掌(后来证明它们绝衬结实),然后用机器把边磨光,把整个鞋底边磨了一遍,又到另一机器上把鞋子擦得铮亮。忙了一阵,交到我手上的是一双比我买来时还     

股市36计之勿信传言

股市上,相信道听途说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输家。 股票市场人头攒动,“股友”们很多时候都是貌合神离。大家都在为各自的利益精心算计,煞费心机。“做多”者希望股价     

登高偶拾

一天,小区里来了一辆卖萝卜的拖拉机。十几个老人,手里拿着大袋子抢购萝卜,一买就是上百斤。我觉得很奇怪,干嘛买这么多萝卜?到了冬天萝卜也不过几毛钱一斤,何必储藏这么多?老人们告诉我,他们是要晒萝卜干。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冬天新鲜的蔬菜到处可见,谁还会吃咸萝卜?老人们又说,其实这萝卜干都是给他们出国打工的亲人准备的。这个小区里,平均每三户就有两个人在国外打工,虽然在国外工资比较高,但消费也一样高,特别是吃的方面。所以很多出国打工的人,都是从国内带咸菜或干菜,不舍得在外面买新鲜蔬菜吃。邻居姜阿姨的儿媳在日本     

从股民到股评

有一回他亮出自己的身份证办事,人家看到上面有“吴远辉”三个字,马上露出惊喜的神色说“久仰久仰”,并一见如故地攀谈起炒股经。吴远辉是在股民中有点影响的广州股评家之一。出于新鲜感也出于好奇心,我如约赶到三寓宾馆去采访他,坐了一会,他才风尘仆仆地从股市赶回。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炒股的?1988年深圳股票刚上市我就买了,我属于广州人之中的最原始的股东呢。当时,股票不好卖,深圳用行政手段硬摊派,很多人用怀疑的     

越南人做生意来了

在绵延千里的广西中越边境线上,数以十万计的越南人,每天络绎不绝地越过国境线,前来我境内对他们开放的八个贸易点上与中国的老百姓做买卖。这种情况,在仍旧是处于军事对峙状态的两个敌对国家来说,是否有着比民间贸易更为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呢?自去年夏季以来,越南老百姓过境来与中国老百姓做生意的热情与日俱增。他们来卖废铜、卖金边龟红边龟、卖才出生的小狗熊和法国种的哈巴狗、卖虾米和鱿鱼干、卖桂元肉。自然,还卖他们的越南盾,用一千盾买一元人民币。所有的这些买卖,都是为了从我境内老百姓的手上,买他们既羡慕又急需的日用品。     

股市36计之量力而行

股市上有一句格言:切勿借钱买股票。 股市的奇妙就在于其面目变化无常。或如姿态万千的美女向你献上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或如张牙舞爪饿熊般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你怀揣着告借告贷来的钱去下“股海”,那么等待你的结局就很可能是后者了。 玩股票从来就是有钱人的事业,充足的资金和充裕的时间是下“股     

股市,深圳的聚宝盆?

今天,随着股价一跌再跌,深圳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退出炒股行列。但股票的魅力对一些人依然如故。一位老干部毕生积累了一万元,就在他刚离休时,深圳经济特区开始了股份制改革。不久,全国第一个股票二级市场鸣锣开张了。这位老干部经老同志们再三动员,终于本着对党的事业的热忱,下决心用全部积蓄买下股票,为国家再做一次贡献。两年后,老干部那一万元转眼变成了数十万,而且正在朝100万逼进。老干部吃惊之余,羞愧难当,急忙跑到党的纪检部门:     

咖啡勺调出的民主——汉城短札

飞机在仁川登陆,再到汉城。前来接我的是一位女教师 C,也是此次国际会议的组委会秘书,她引我去师生活动中心吃夜宵。该中心是座六七层高的大楼,每层都有餐饮服务,收银台设在一楼大厅,空气中弥漫着烤面包的清香。电梯停在4楼,我跟着 C 往外走,眼前是无数间玻璃房,大小不一,大的可供举行圆桌会议,小的只够三四人用餐。玻璃房里的人彼此都能看见,除非特别有表演欲的情侣,大约不     

多瑙河畔开始的外交之旅(下)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文革期间我给总理翻译的机会比较多,一直做到1971年。 1967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那个时候我还可以陪同外宾上天安门。毛主席见了我,说你姓什么?我说我姓 吴。他说你的国家早就灭亡了。这个印象很深。当时天安门上有外宾,有讲法文的,有讲英文的。我们法文翻 译、英文翻译就跟在后面。1965年10月,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来,是我做的翻译。他们 觉得年轻人嘛,应该锻炼锻炼。那是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但是并不感觉紧张,那个时候好像也想不到紧张 了,用心翻译就是了。如果一紧张,血都到脑袋里去了,精力还可以,当时就这么个感觉。后来上天安门又见了     

菜场新三景

有朋友自北方来,对汕头菜市场大加赞许,说是既热情又方便。我这本地人经他这一点拨,也颇觉在理。一元钱买三句阿叔微笑服务之风,在汕头菜场早已是一种自然之风。买菜人一进市场,就能听到档主热情的招呼:“阿叔来买呀。”“阿叔买多少?”“阿叔慢走。”我那位朋友诙谐地说:“一元钱就买了三句阿叔,值得。”那天访问一个卖烧鹅的个体户,他说:“一张逼债脸,谁人见你都躲三丈,怎做生意?”原来嘴甜舌软是一条成功的经营之道。买菜不用提篮子汕头菜场的大小摊档,不管干、湿品,都备有塑料袋。买菜人上菜     

北京的雾霾和上海站的尿骚味

正1月4日我在上海排队坐地铁,队分两列,我排在左边第三位的时候,已经上不去了,需要继续等待下一列。此时,一位没有排队的姑娘急匆匆从中间挤了上去,人上去了,背包却有一半被门夹住,进退不得。这时,在我前面有4位排队者,都只是眼睁睁看着不动,我急忙上前两步,用力把她的背包塞进去,刚把手抽出来,列车倏然开动。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怎么想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社会学科尤其是哲学,思想家喜欢假设一些场景做"思想实验",其实生活中处处是"思想实验",只是情境上可能没     

劫匪帽 德国刀

天气很冷，逛商店摊柜想买顶帽子。身后挤过一壮汉，低声问有没有特别挡风的。老板指皮帽棉帽线帽鸭舌帽等，皆不要。后来壮汉急了直白说：“就是光露俩眼的。”老板心领神会，伸手从身下取出：“25元一顶，不划价。”壮汉扔下三十抓起就走。我问老板你咋还卖这个？老板说有做的有买的我就卖，他戴那干啥与我无关。     

假餐票的故事

那年夏天,我收到一所中专录取通知书的同时,父亲也被稻场上的脱谷机卷去了一只手. 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远走高飞,是老实巴交的父亲抚养我长大.这突来的横祸让我们父女俩悲痛不已,但父亲没有放弃我的学业,他卖了家里那头还没长到40公斤的猪,又卖了部分粮食,四处找人求借,很艰难地拼凑着我的学费.一直到10月份以后,我才提着简陋的行李跨进市里那所中专的校门.而那时已开学一月有余,新生军训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