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高度看“三农”问题

包产到户的伟大胜利不等于“三农”问题已经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改革。一是由１９７８年开始，从安徽农村自发地兴起的包产到户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是近两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中国的粮食问题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在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普遍不高，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包产到户的潜力已经发挥得差不多了。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１年前就讲：“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     

“火耗”与“三乱”

农村费改税，被称之为自包产到户以来中国农村最大的一次改革行动。当年的包产到户，解开了捆绑八亿农民手脚的制度之“绳”，而今的费改税，则是给九亿农民穿上了一套法律之“甲”；“解绳”是把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积极性释放出来，“穿甲”则是保护农民日益临近的幸福生活不被伤害。 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手里有了几十余钱，囤里有了隔年之粮，满以为土地到手就“天下太平”了，可是不然，他们舒展了没几年的眉头又皱起来了：接蹲而来的乱收费，弄得他们穷于应付，甚至到了以死抗争的地步！他们的口袋被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给盯上了。 向农民…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他的名字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的，他所主持起草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国农村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3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进程的老人，尤其不该被人们遗忘，他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幕后推手之一的杜润生。     

包产到户的发源地考证

新时期的包产到户，源头并不是在小岗村，而是多点开花；从时间上看，新时期的包产到户是改革开放前包产到户“三起三落”的延续，总之，包产到户的兴起、推广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和复杂的过程。凤阳小岗村是包产到户发源地的说法，只是新闻媒体宣传的结果，没有反映出历史的真实。     

包产到户杂忆

人们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其实不然。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重申了“不准包产到户”的政策。当然，在农村工作方面政策有一些松动，尤其是果断决定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建议国务院粮食统购价标“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等等，这个步子跨得很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纠正“左”倾错误,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农村改革的主线

纠正“左”倾错误，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农村改革的主线日前，万里同志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长篇文章：“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文章指出，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写清楚这一段历史，无论对当前深化改...     

从包产到户到村民自治给我们的启示

打开报纸、刊物常常看到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有人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扩大民主。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这就是在农村从包产到户到村民自治。大家都知道，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首先是从计划经济管不到的、贫穷的农村开始的，是从最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经济开始的。由经济而政治，经过30多年，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小岗再出发

30年前因私下“包产到户”而名震天下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却又有约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再度集中起来——一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土地流转新实验，再次将“中国改革第一村”推上了风口浪尖。     

“两个飞跃”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是他多年来深思熟虑，尊重群众意愿、升华群众创造形成的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大思路、大政策，是他在农业方面思想的高度概括。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三年困难的经验教训时就提出，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农业问题。他还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1980年邓小平在肯定包产到户时又明府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     

痴心为民的“包产到户”首倡者吴明玉

这位“包产到户”的首倡者,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深入农民群众,大胆采纳群众意见,向上级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痴心不改,一心为民……     

“安徽三村”与中国农村村级社会改革发展模式的探索

农村改革30年，安徽三村分别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不同发展模式：小井庄村从“包产到户”到打造现代农业；小岗村从“大包干”到发展合作经济；落儿岭村从“搞责任制”到实现乡村工业化。     

重视党性的锻炼与升华──凤阳实行农业“大包干”的启示

20年前，穷得出名的安微风阳县实行了农业大包干，一举解决了世代固扰的农民温饱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业改革。1980年5月对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中肯定了凤阳的改革，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重大林这样高度评价这场改革：凤阳曾两次统一中国，一次是朱元津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了明朝；再一次就是凤阳人用农业大包干责任制，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农业…     

从两个“不许”到“伟大创造”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把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开了一道小小的门缝。     

从难点到热点──福建农村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的回顾及其启示

与全国相同，福建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历了一个农村到城市依次展开、逐步推进、逐渐深化的过程。农村改革成为新时期福建改革的开篇文章。但福建农村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它与种种困难相伴开始了最初行程。福建农村改革之难，最直接也最集中地反映在推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福建农村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群众也纷纷在生产上自发采取包产到组等生产形式。一时间要求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正名的呼声沸沸扬扬。但与此同时，出自“左”的思维惯性和保守心态，在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当时的福建…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他的名字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密不可分。他主持起草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国农村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陈云与包产到户

上世纪60年代初，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毛泽东提出过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改革开放后，陈云坚决支持包产到户，为中国的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先驱——曾希圣

提起中国农村改革，人们都知道是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大胆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全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不太知道也担任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早在 1961年就胆大包天地在江淮大地上搞了名叫“责任田”的包产到户责任制。　　曾希圣，这位曾经引起安徽人以至全国不少人争论不休的领导者的真实形象，随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渐渐远去却变得清晰了…… 建国初期，他刚刚主持安徽工作，被人戏称为“乞丐头子”。“一五”期间，安徽农民年均收入超过全国…     

《包产到户沉浮录》

“包产到户”对于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个包含了极为复杂内容的字眼。因为,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包产到户”有着长期受批判的政治厄运,它几乎涉及到中国最高领导层几十年政治分野的方方面面。支持与反对,激烈争论的结果,总是以最大的政治代价作收场。第二,在经济层面上,“包产到户”是建国后党内争论时间最长的问题之一,而由此产生的尖锐分歧和政治高压所造成的是农村经     

理论视点管窥

“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报》日前刊登了万里同志在１９９２年１月４日对安徽问题的一篇讲话（此前未发表过）。万里在这篇讲话中指出，解放后中国农民有两次大解放：第一次是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那时生产恢复和发展得很快，农民生活改善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7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2年“一号文件”与之后的连续4个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