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报毁报为哪般

我是从报上知道这件事 的：６月２２日清晨，身着 制服的南京市容队员没收了三四十家报摊上正在出售的“快报”和“桥报”，有的队员抢了报纸就撕，有的队员警告摊主：“再敢卖快报、桥报，有一张没收一张。”其理由是“整顿报摊占道经营”。但报上却写道：“巧的是，这两家报纸最近连续报道了个别市容队员粗暴执法的行为。”报纸还列举了２２篇批评报道的篇目和刊出日期。对此，该市市委副书记汪正生迅速指示：这超越了市容执法的权限，必须纠正。 记得１９８８年３月，甘肃省武威市也曾发生过“收报事件”。因《武威报》发表了该市人大代…     

足迹——画家韩美林在一九八一年里

“韩美林哪里去了?”熟人、朋友们互相打听着。有的摇头说:“不知道”;有的开玩笑说:“他失踪了”。 直到一九八一年年底,《韩美林画展》在合肥开幕的那天,他才突然地“冒”了出来。我见面就问:“这一年,你跑哪里去了?”他避而不答,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走,请看画去!”     

车轮滚滚进京来

在河北省三河县北部山区,每天雄鸡还未啼鸣,许多人家已推出挂着各种筐笼的自行车,有的驮着新鲜的蔬菜,有的装着活鸡、鲜鱼,有的载着“灵山大叶烟”等各种土特产品,结伙搭伴,向京啥(北京至哈尔滨)公路方向奔去。他们上哪儿去?登车人爽朗地答道。“进京上农贸市场去!”据有关方面统计,三河县每天有万辆这种自行车通过京哈公路进京,年运销量高达四亿五千万斤,占全县农村商品量的百分之六     

暗示力

一天，史瓦布先生去厂房巡视，无意间发现一伙工人正围在墙角抽烟，而墙上却明确地写着“严禁烟火”4个大字。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并没有对他们当头棒喝，而是悄悄地走过去，给每个人都递上一支烟，然后才若有所指地说：“走，大家还是到离厂房远一点的地方抽吧!”     

暗示力

一天，史瓦布先生去厂房巡视，无意间发现一伙工人正围在墙角抽烟，而墙上却明确地写着“严禁烟火”4个大字。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并没有对他们当头棒喝，而是悄悄地走过去，给每个人都递上一支烟，然后才若有所指地说：“走，大家还是到离厂房远一点的地方抽吧!”     

一张便条

苏州丝绸印花厂锅炉班班长沈新泉的爱人排行老大,弟妹五个都已成家,大家也只有过年才团聚一次。前年春节内弟兴高采烈地邀请姐妹们到他家聚一聚。考虑到大姐夫春节经常加班,特意把请客的日子拖延到年初四晚上。那天内弟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妹妹们陆续到了,唯独不见大姐一家。眼看吃饭时间到了,才响起了敲门声。一定是大姐他们来了,内弟赶紧去开门。“大姐夫呢?”内弟吃惊地问。“他呀,在这儿呢!”大姐人未进门,就满脸不快地掏出一张便条。只     

说“得到”

一位朋友晋升了处长,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高兴,反而一本正经地说:“咱这么大年纪到现在才弄个屁大的官,有什么可值得祝贺的!都快成讽刺喽。”听了这位朋友的“谦词”,我不禁愕然,继而心里象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当然,现实生活中面对种种“得到”而毫无反应或心安理得甚至觉得“早该给我”的,又何止朋友一人呢! 说起“得到”,时下随着改革开放,机会相对多了起来。如何对     

教师节报道应以史实为依据

人们写节日,多在节前,可我在节后才动笔。因为,近两年,有些新闻媒体,甚至权威的通讯社,对教师节的报道有的背离了历史真实,提法不准确、不妥当,今年尤甚。现举二例,列举史实,谈谈个人看法,向大家请教。(一)“第十六个教师节”。这个说法是割断历史的,好像中国自1985年起才有教师节。事实是,早于1931年就有了“六六”教师节。那年,北京、上海教育界的邰爽秋、谢循初、程其保教授等二百多人倡议定6月6日为教师节。目标是“改良教师之生活待遇;保障教师之地     

哈啤风云(之三)——哈尔滨啤酒史话演义

“别敲了，别敲了!这就开门，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啤酒商说着，把院门打开了。 进来的是十几名哥萨克，有的骑着马，有的牵着马，马身上驮着抢来的东西。     

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问题

目前我们大家在谈论或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題时,都毫不犹豫地、习惯地使用着“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但是,当我们仔细地查看各处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统计,或是阅读各人所写的有关报告和文章时,我们就会遗憾地发现,原来大家所遵用的“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却是各怀己见,各执一端,很不一致。例如:在确定青少年犯罪的年龄界限上,标准不一。关于青年的最高年龄,有的定为二十五岁;有的定为二十七岁;有的定为二十九岁;有的定为三十岁。关于青年的最低年龄,即少年的最高年龄,有的定为二十岁;有的定为十八岁,有的定     

凭共产党员的权利

某个局级单位的领导干部想巧立名目,给本单位职工发放服装费,但被一位会计依据财务制度顶住了。当时在一部分人中颇引起一番议论,有的说会计“目无领导”,有的说“一个会计,凭什么权力敢这样做?”对此,这位会计理直气壮地回答:“凭共产党员的权利!”     

启事

前不久，某杂志上的一篇报道说，在一次大会上，一位县委副书记含着眼泪讲到，中秋节他回家的时候，母亲说了一句令他非常吃惊的话：“儿啊，妈不盼别的。只盼你能平平安安地退休。”这位县委副书记不禁问道：“妈，我才30多岁。怎么就说退休呢？”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儿啊，你看电视上。有多少当官的都卅事了．我是怕你把握不住呀。如果你贪污受贿．当了贪官．那可给全家人都带灾了!”     

问号得失

有的人说话喜欢用问号“？”，有的人说话喜欢用句号“。”，还有的人说话喜欢用惊叹号“!”，甚至有的入说话喜欢用删节号“……”。     

想想红军“两万五”

参加过拍摄电视连续剧《长 征》的剧组人员,都用“刻 骨铭心”四个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听他们介绍,当爬上海拔近5000米的雪山时,剧组的许多人都出现了高山反应,最后不得不靠“吸氧” 才渡过了难关。更难的是“过草地”,当年红军过草地只用了三天时间,而剧组却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拍到最后,大家已忘记了是在拍戏,只盼着快一点走出这狰狞恐怖的泥草滩。一位演员甚至慨叹:“过完草地,就跟死过去一回一样,我可知道当年红军的艰难了。”     

你能平安退休吗

在最近的一次大会上,一位县委副书记含着眼泪讲了他最近的一段感受。中秋节回家的时候,他去亲切地问候母亲,但母亲却说了一句令他非常惊讶的话:“妈不盼别的,只盼你能平安退休。”“妈,我才30多岁呀,怎么就说退休?”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看电视上,有多少当官的都犯了事,我是怕你把握不住呀。”     

电视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

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比电视对社会生活影响更大、更广泛的东西了。看电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继“衣、食、住、行”之后的第五个生活元素。一个城市的最高建筑物是电视塔,人们获得外部信息和业余生活依赖最多的是电视,当今社会知名度最高的是电视上频繁出现的人。据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电视观众已在6亿以上。电视和由此形成的电视文化,是如此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在新的形势面前,关心和熟悉电视文化,研究和了解电视文化,已经成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然要求。因此,深入地探讨电视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     

龙江站的“拦路虎”

“龙江站的拦路虎被清除了!”消息象一阵风传遍了黑龙江省的龙江镇。镇上顿时象过节似的热闹起来。被他欺压过的农民,有的乐得一蹦多高,有的在炕上翻跟头,有的高兴得举杯痛饮。大伙儿都解恨地说。“这小子,早该有这个下场!” 这个拦路虎,指的是齐齐哈尔铁路局龙江站的货运员李菊生。     

正视思想政治工作的“软”色彩

有的人总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软指标”、“软任务”、“软手段”,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因而想方设法要使它“硬”起来;也有的人经常抱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太软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没干头”。如何看待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呢?笔者就此谈点看法。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是一项“软”工作。这是因为:其一,思想政治工作本身是一门科学,它和决策科学、领导科学一样,都是属于“软”科学的范畴。承认思想政治工作是软科学,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而是说明思想政治工作是门新型的多学科的     

《水浒》英雄上屏幕

春节期间和元宵节,山东、四川、湖北、广东等省电视台以及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出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电视连续集《鲁智深》。在我国,把古典文学名著搬上电视屏幕,山东电视台可算是第一家。前不久,当我走进这个电视台的摄影棚,人们正紧张地忙碌着。“准备下雪!”“林冲,出来!”随着导演的喊声,双眉紧锁,英俊威武的“林冲”从王家酒店走了出来。“快下雪!”站在高凳上两名工作人员     

要当“参谋”不要当“首长”

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和下达行政命令不同,下达命令,执行命令,不存在听不听的问题,而做思想工作则有商量的余地,甚至有可听可不听的自由。因为思想工作靠的不是权力,而是艺术,是真理。有的同志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在找人谈话时,老是端着个领导者的架子,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他的话是金玉良言,别人非听不可,如果不愿听,听不进去,或者保留意见,或者提出申辩,他就极不高兴。原来还想好好地去“说服”对方,现在看来说服不成了,就压服,一直压到人家说“对对对,是是是”,他才高兴,并阿Q式地宣布:“谈通了!”总之,他是高人一等的,他的话是指示,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