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曲折离奇的一生

在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晚离世的一位。纵观他的一生,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命运多舛。而他的命运与其思想转变又息息相关。青少年时期,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他人生中的辉煌时期。然而,时间不久,他即信奉起托洛茨基的理论并加入托派,后因高傲自大被赶出托派;因生活所迫,他一步步投靠国民党,最终竟走到人民的反面。建国前夕,刘仁静翻然悔悟,抛弃反动立场,重新回到人民怀抱。中国共产党以宽广胸怀给他以生活出路。1987年刘仁静因车祸身亡,终年85岁。近年来,全面介绍刘仁静一生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颇值一读。     

重新认识“托派汉奸”问题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关于托派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话:“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这段释文没有沿用把中国的托派称作“汉奸”、“日寇奸细”、“民族公敌”等等传统的说法,而是对托派当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有分析的态度,既肯定托派在当时还是主张抗日的,也指出他们恶意攻击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释文的最后一句话,概括地说明了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的历史原因,这段释文不只是对抗日战争时期托派的历史作用作了说明,更重要的是对当时反对“托派汉奸”的斗争进行了再认识。     

同行有别 分道扬镳——刘仁静与恽代英的不同人生轨迹

刘仁静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曾是党的一大最年轻的代表，有过“中流击水”置身时代前列的光辉岁月；也曾是具有代表性的托派分子，在政治上落荒而走。在他未曾越出正道之前，他与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有过一段密切交往。他们在革命道路上同行有别、越走越远的人生轨迹，也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简论中国托派

对于中国托派问题,过去史学界研究得较少。其实,中国托派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深入研究中国托派,对中国托派作出正确评价,是党史、革命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中国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产物。他们以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自诩,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僵死的教条抱住不放,推行一条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路线,结果到处碰壁,从失败走向失败。中国托派最先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派大批党员和团员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时,国     

“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陈独秀汉奸案的来龙去脉

1938年，一顶“托派汉奸”的帽子突然扣到陈独秀的头上。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引发了一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的大争论，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大悬案。那么，陈独秀汉奸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托派的命运

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部”等案平反,苏联托派问题尘埃落定。这一判决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引发中国国内对中国托派问题的关注。中国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根据目前手中掌握的资料,对其来龙去脉作一简要介绍。     

刘仁静与史静仪的情感纠葛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和英语系学习。1920年,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刘仁静作为“一大”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陈独秀与高语罕交往的恩怨纠结

陈独秀与高语罕相识于早稻田大学，其后两人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接着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一至五任中央总书记，高语罕作为第一批党员与其亲密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携手奋斗。后来，陈独秀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堪称陈独秀代言人的高语罕亦因参与陈的托派组织而被开除出党，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甘共苦”。然而，二人在经历了干般磨难之后，     

一生革命 半生流放——记唐有章坎坷壮丽的人生

革命老人唐有章一生可概括为“中国50年，苏联 30年；党龄80；党龄 60”。他《一生革命，半生流放》在苏联学习，被打成“天然托派”，第一次被流放苏联摩尔曼斯克；因苏联“清党”运动，他第二次被流放马加丹市；命途多蚌的他回国后在“文革”中又再次蒙冤，被关进秦城监狱……     

刘思慕的孺子牛精神

我和刘思慕结识于20世纪40年代初,刘老算是我的长辈,他却以“忘年交”相待,体现了“人,生而平等”的民主理念。他对所有人无不待之以平等和善。这是他人格中的一大亮点。我有幸和他几度共事,历时久了,相知深了,关系密了。这里我只想追忆1946-1948年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1976年7月2日，。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北京去世，同年9月9日，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还是这一年的12月3日清晨5时，中共“一大”代表、82岁的张国焘客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一家老人病院里，就此，当年的13名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刘仁静一人了。常言说“物以稀为贵”，历经政治磨难的刘仁静其价值被彰显出来。     

正被恢复历史本真的人物

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曲折人生

在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刘仁静可说是一个少年得志，却又“高开低走”的悲剧性人物，他有着辉煌的开始，却并没有赢得美好的结果，他曾经是激进的．最后却落伍了，但是他自己却始终固执地以为真理仍然掌握在他的手里。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最晚去世的一个，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既平凡又不平凡，曲折复杂，令人深思。正如他的儿子刘威力所言，“他曾走在潮流的前列，又曾自外于潮流。     

刘仁静离开少年中国学会的必然性探析

刘仁静黯然离开少年中国学会有着历史必然性。客观原因是学会的分化瓦解：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不明、且内部矛盾尖锐，缺少一种明确的目标、组织涣散；主观原因是刘仁静自身的思想变化和性格特征：已经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性格执拗固执。     

“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生于1902年，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刘仁静参加过五四运动，参与发起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成员，领导组织了北京社会手义青年团，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以后，创办并主编了团刊《先驱》，1922年与陈独秀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与中国托派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层后,心绪烦乱,对于共产国际所批评的机会主义,百思不得其解,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呢?他在惨痛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之间游移、徘徊。读过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后,他便将托洛茨基的理论奉为自己新的信仰,开始其与中国托派长达10多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关系。 “托派”界定 中国托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治概念呢?1991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在第一卷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这样一段注释:     

陈独秀等一批被恢复历史本真的党史人物

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     

中国托派的命运

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等案平反,苏联托派问题至此尘埃落定.这一判决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中国托派问题的关注,近些年纸质媒体和互联网上时有议论.中国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根据手中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对中国托派的来龙去脉作一简要介绍.     

陈独秀谭平山的恩怨纠结

陈独秀与谭平山于北京大学相识，其后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接着联袂发起成立中共早期组织，国民大革命中两人更是堪称生死与共：谭平山在1927年11月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不适当地开除党籍后，陈独秀亦因托派问题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     

“一大”选举中的一段小插曲

党的“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其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一大”代表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