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巫术艺术”论

苗族的巫术文化以信鬼好巫、多神崇拜为内容,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永绥厅志》上说苗民有七十二堂神,其实,细究起来,还不上这个数。苗族受万物有灵论的影响,认为鬼神无处不有。比如我省榕江苗族认为,人不能生育就是“期者留”鬼在作祟:秧苗长得不好,是“期者牙” 鬼在暗中毁坏;人被溺死,罪责不在于水,而是“西翁”鬼在拖脚。因此为了使一切顺利,就必须借助那些可能与他为善的超自然力中得以保证,或者防范那些可能对他贻害的超自然力以避免灾星。要达到这两个目的,苗族认为非通过巫术不可。     

“水书”探源

水族文字多载于迷信巫术的“水书”之中,社会生活中尚未广泛使用。这种文字,除鬼师外,本族群众亦多不认识,但其应用范围极广,水家日常生活,均受其影响。“水书”就其用途,又分为普通水书和黑书两类。普通水书,用于占卜吉凶祸福,如出行、丧葬、婚娶、动土等,当事者事前均请鬼师卜问,然后按水书所示以决定行止。这类占卜活动,一般鬼师均可掌握,藏有此类抄本者亦多。据解放前岑家梧先生调查,已达560余种,其中用于丧葬者尤多。按水家习俗,人死后,举凡入殓、出殡、安葬,均需由鬼师根据水书择定时日方向。     

水族多神信仰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内涵

水族笃信鬼神,不仅表现在民族祭仪中祭祀祖先神灵,还祭拜各种自然神灵及超自然神灵,不仅在端节、卯节中祈求神灵降下丰收和福佑,还在巫术中请神挡鬼,获得心灵的安慰。水族人跟鬼神的关系之密切体现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多神信仰的原始观念至今仍延续在水族族群中,反映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     

王夫之论鬼神

一、鬼神是气中之理 王夫之有不少承认鬼神存在的言论,如果我们的研究到此为止,那么,对王夫之作出有神论的结论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问题:王夫之所谈的鬼神是一种什么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王夫之在其早期著作《周易外传》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 “在天为理,而理之未丽于实则为神,理之已返于虚则为鬼。”     

《水书》古文字探析

《水书》及其古文字的研究问题,早在40年代初,我国民族学者就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研究。如岑家梧先生在《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发表了“水书与水家来源”和张为纲先生在《社会研究》第36期,发表了“水家来源试探”等论著。80年代以来,许多有关水族族源的论著、水族历史和地方志书均涉及水书及其古文字的问题。1986年《贵州文史丛刊》也发表了坦龙的“贵州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亦论及此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岑家梧先生的结论是:     

《搜神记》中的人鬼恋

人鬼恋是鬼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母题,《搜神记》卷十六中集中记载了几个人鬼恋故事,故事里为爱情、为生存执著的鬼魅形象,超越了文人对鬼神惧怕和耻笑的态度,而投射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意识或幻想。体现出魏晋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下对生存的思索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其形象具有丰富的人生内涵和审美情趣。     

论苗族巫术的形成、流变与消亡

巫术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原始社会几乎无人不涉及巫术。由于原始人不认识事物中的客观属性,认为万物皆有灵(神),因之,对其顶礼膜拜。但其表现形式又是多式多样的:有的一切按“神”的密示行动,甚至在仪式上何时出左脚,何时出右脚都严格按规定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的巫术对鬼神却半信半疑,如若神不赏脸,则大加谴责,甚     

一本珍贵的侗族古籍——《东书少鬼》

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调查组,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九洞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笔者有机会参加了此项工作。在调查中发现一本珍贵的侗族古籍,书名为《东书少鬼》,按汉文意可译为《卜鬼通书》,它是一本用汉字记录侗语的抄本古书。这本书是在为侗族萨神——女神(又称萨玛、萨岁、萨柄、萨堂)安坛设祭时,巫师必须诵读的“经书””,平时巫师看鬼卜卦是不能念诵的,把它视为“圣经”和“传世之宝”。该书内容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求神保佑的词语和祭神的礼仪,如果我们揭去它神秘的面纱,其主体内容,则是叙述侗族萨神——萨玛的生平、活动地域以及她的政绩、武功等等。该书实际上是一本记述侗族历史文化的史籍。为了向民族研究工作者提供侗族历史文化史料,特将它的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苗巫与苗族传统社会

巫教信仰是苗族传统社会的主要信仰形式,它的影响在苗族社会中至为深远。 苗族信仰多神崇拜的巫教,敬畏鬼神。在人类与鬼神之间起沟通作用的是巫师。“巫师是经常替人们主持祭祀与祈祷的神职人员,平时又给病人施用苗医苗药,所以在苗族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不仅掌握苗族多种崇拜的巫教神学,而且还掌握苗族的历史、神话史诗、天文、音乐、舞蹈、民间美术、古典哲学,历法、医药等多种学科,堪称苗族传统文化的大学者,倍受全社会的尊重。”     

滇南彝族自然神灵观念与村落格局

滇南彝族信仰原始宗教,深信"万物有灵".认为一个人生下来就灵魂负身,神有天神、地神和人神之分,鬼分善鬼(祖先神)和恶鬼(游鬼),并认为天庭、人间、阴间等3个世界构成原始宗教的世界观,神和鬼与族人具有严格的各自内外空间环境,并建村立寨、建盖新居及居家生活中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系列庞杂纷纭的原始宗教巫术活动.     

苗族巫教文化浅议

苗族巫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它以信鬼尚巫、多神崇拜为内容。许多史书都有记载:《国语·楚语下》说:“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家为巫史……”《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祠”,元人《赠医氏汤伯高序》亦云:“楚俗信巫不信医……凡疾,不计久近深浅,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复十数不效,不悔。” “苗人崇信神巫,尤其于古”“婚丧建造,悉以巫言决之,甚至     

水族婚姻中的巫术活动概说

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鬼神有七八百个之多,表现为各自为政,漫无统绪的状况。世界上一切宗教都围绕着人的生死问题而铺陈展开。水族的原始宗教亦不例外,对生存的追求与对死亡的忧患,构成了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内在驱动力,由此而衍生出纷繁冗杂的宗教仪式、巫术活动。其目的都不过是为了祈求善鬼保佑,禳除恶鬼作祟,借以解除精神重负,平息心中优患。“婚姻的建立是罗曼蒂克、性爱和实际需求的奇异结合。”因此,水族婚姻的始     

怀乡

神．鬼．人：我的恐惧症 小时候，我是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母亲生我时已届中年，又长一身病，想必是孕期的营养不足，我便先天地种下了孱弱之根。亲戚中流传着一句话：“这孩子老鸦都叉得去”，所谓“叉得去”，即衔得走的意思，形容其瘦小之极。总之，“这孩子难养”。     

清末梁启超的民族认同历程

清末十年是梁启超民族思想和民族认同意识快速发展时期:从传统的满汉不分,到建立以汉族为中心单一民族国家的矛盾,再到五族合一的“大民族主义”;其理论支撑,则有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西方的种族竞争说、民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同时,梁启超的民族认同还与反对辛亥革命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的“排满”口号密切联系。     

论文化的"形神"结构与弘扬优秀文化传统

以中国哲学史、文论史为据,又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可将文化的生命结构概括为“形”与“神”的统一。文化其“神”是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核心价值;文化其“形”是文化所生长和依附的生活方式及其符号化的表现,是文化其“神”的载体。形神共俱,质用一体;形以寓神,神以主形;形毁神灭,神丧形败。因此,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方法论是,既要保存和保护好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之“形”,包括规范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继承传统节庆,保护文物古迹等;又要利用和创造出现代的文化之“形”,并使传统文化之“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实现传统文化其“形”与其“神”的现代统一。     

卡冉战神

<正>绘制年代:清代外形尺寸:125 cm*48 cm收藏机构: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相传人世间有三百六十个鬼作祟,人们便迎请卡冉纽究大神下凡镇压鬼,分别镇压了东、南、西、北、中五方鬼、父母鬼及众鬼,从此人类健康长寿、和平幸福。纳西族卷轴画卷轴画,纳西语叫"普劳幛",是东巴用矿物质颜料绘制于土布上的神像画,数量众多,有长卷、多幅和独幅等多种,是东巴绘画艺术跨入发达阶段而趋于精熟的标志。每幅卷轴画主要画一尊大神或护法神,大神画有萨依威德、依古阿格、恒迪窝盘和祖师东巴什罗、药神、战神等,每     

追捕队长

1999年10月28日夜晚9时40分,临川市七里岗乡排楼铺村晒谷场上,数百群众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戏,戏台左角突然有4个“观众”惊叫起来:“‘鬼脑’哪里去了?”“是不是被石建国抓走了。”“这不可能,我们4个并排坐在一起,‘鬼脑’在我们中间,石建国总不会有掩眼法吧?他能逃过我们四双眼睛?”“去看看”。这4个“观众”走在离戏台10多米远的路上时,猛然看见“鬼脑”低着头,戴着手铐,不断发出“救命”的呼叫声。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鬼主制度研究

鬼主是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祭司的称号,是西南少数民族宗教鬼神崇拜的产物。鬼主制度在西南乌蛮系统部落普遍推行,是原始宗教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历史上原始宗教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大小鬼主与唐宋王朝的朝贡关系,有助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维护。     

“鬼”和“妖”

胡适讲话非常生动、幽默,还喜欢打比方。有一次他讲课时说:“中国的落后源于中国有五个‘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动乱。”大教育家陶行知听说后,笑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却放走了一个大妖精。”胡适稍加思考,马上明白了,妖精指的是在中国横行多年的帝国主义。他连声叹曰:“惭愧,惭愧!”“鬼”和“妖”     

富民 健民 乐民——农工党帮扶贵州省大方县纪实

这是一块古老神这里奇的土地，被贵州省政府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居住着汉、彝、苗、白、仡佬等20多个民族，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杰出贡献的明朝彝族政治家奢香夫人长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