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监管人员不作为刑法规制研究——以盗窃罪为视角

财产监管人员的不作为,以是否是国家公务员为标准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作为。在盗窃罪中,财产监管人员与犯罪行为人有共谋的,按盗窃罪的共犯处罚。没有共谋的,财产监管人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故意不作为按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过失不作为按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故意不作为按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过失不作为的作非犯罪化处理。     

论“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

"集体研究"本是民主决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却逐渐异化为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有效手段和逃避犯罪处罚的"挡箭牌"。本次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中对"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作了规定,这为有效打击这种类型的犯罪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的定罪问题研究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实行犯、教唆犯、组织犯、帮助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教唆犯 ,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争论不休的问题。凡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应一律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共犯定罪 ;未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则按主犯犯罪性质的共犯定罪。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若干问题探析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罪名,其第49条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从保护民生和严惩渎职犯罪的立法初衷来看,这一规定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过,若对该罪     

试论渎职犯罪中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的司法认定

渎职犯罪的多个罪名中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直接影响法律责任的认定,因此经济损失的认定成为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应用《立案标准》、查办案件过程中必须予以先期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实务中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梳理,以期助益于工作。     

渎职犯罪案件公诉实践中的证据审查要点

由于渎职案件的侦破既可以"由人到事",又可以"由事到人",故渎职犯罪的证明方法不拘一格,通过直接证据快速且独立地锁定案件事实和凭借间接证据链接所有案件事实均能够达到证明效果。审查证据过程中应当考虑监管部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重大事故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管理职能,综合考量被告人玩忽职守的程度,以此确定特定责任者因果关系的量化定位,在量刑建议中予以体现。     

检察机关直接受理其他犯罪案件初探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除了直接受理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该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特定案件外，还可以管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买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下称其他犯罪案件）。对前类案件．法律采用列举式的方法，规定得比较明确，在实践中一般不会造成管辖不明的问题，但对于其他犯罪案件，不但采用了概括式的立法方式，而且规定了～定的限制条件。由于这类案件犯罪种类较多，是否属于重大犯罪在实践中也难以把握，因此，对检察机关办理其他犯罪案件的立法含义，有探讨的必要。一规定检察机关管辖其他犯…     

渎职罪共犯及其相关问题——以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为例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渎职罪的实行犯，也不可能由于是实行犯而构成主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渎职罪中的教唆行为不能使之成为渎职罪主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前与犯罪分子通谋，放任其前案犯罪活动者，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以渎职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其前案罪名处理。前案罪共犯与渎职罪名之间的关系不是法条竞合关系，也不是想象竞合关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仅仅是因为刑法的扩张处罚而导致触犯数个罪名。并不参与前案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渎职罪的片面共同正犯和片面教唆犯，但能够成立片面帮助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了构成渎职罪外同时有受贿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     

渎职犯罪主体研究

通过对我国渎职犯罪主体立法状况的回顾和与部分国家、地区渎职罪立法比较 ,当前我国渎职犯罪主体法律规定的缺陷表现在 :一是刑法对渎职犯罪主体的规定与我国现实国情不符 ,存在较大漏洞 ;二是渎职犯罪法条过于细化 ,条款比较繁琐 ;三是部分法条的犯罪主体与实践中行为主体不符。我国立法应将渎职犯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同时对现行渎职罪的罪名进行适当修改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

群体性事件形式多样,成因复杂,具有区别于一般案件和矛盾纠纷的明显特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依法办事。各级、各部门要明确工作职责,提高解决纠纷的能力。法律法规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措施。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渎职犯罪多发不负责任是最大祸根

2008年至2012年7月,海南省昌江县检察院立案查处玩忽职守犯罪8件13人。由于查办渎职犯罪案件成绩突出,今年7月,该院获得高检院查办渎职犯罪案件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些渎职犯罪行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数百亩天然阔叶林及国家二级保护珍贵树种青皮树被盗伐滥伐;非法越界采矿最终酿成3死1伤的恶性事故;"国家造林项     

论渎职犯罪主体中的几个问题

现行刑法分则第九章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渎职罪,共有23个条文34个罪名。其中,现行刑法典吸收了1979年刑法和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有关渎职罪的部分规定,但缩小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仅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是否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涉着渎职犯罪的定罪问题,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含义,只是在《刑法》第93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渎职罪的犯罪主体的几个问题予以论及。     

最高人民法院 最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1、按照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管辖的分工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管辖“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对于涉税等     

论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正常活动;犯罪主体是负有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公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以及负有会同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其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对本类犯罪的客观方面应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理解。     

社会转型期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入调整的关键时期,但也易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而引发社会矛盾,并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其中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表现。作为群体性事件和网络技术衍化的产物,网络群体性事件表现出瞬间爆发性、现实批判性和虚实互动性等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对抗法治权威,进而给中国现代化造成了巨大的骚乱。为此,需要深入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通过标本兼治,预防和消除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危害。     

加拿大的警务工作及对我们的启示

加拿大的警察体制主要沿袭英国的体制。加拿大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非常注重建立高效、严密的指挥系统,特别重视风险评估和预案的制定。加拿大的警务工作给我们许多的启示:我们要深化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建立、完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体系;要进行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评估并科学地制定预案;要强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处置群体性事件战术的运用要规范、实用;要充分发挥我国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尽快制定《紧急状态处置法》,为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手段。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本文从新刑法确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出发·对刑法中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各项罪名进行分析，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归纳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核心标准，并运用这一标准对有争议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进行界定。     

软法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迅速崛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临社会利益群体越来越多元化，人民群众法制意识逐渐提高，民众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迅猛觉醒，网络舆论蓬勃兴起，社会群体性事件频繁的趋势，各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要不断与时俱进，提高执政能力，重视学习和研究软法。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聚焦放大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普及和网民人数的激增,网络在群体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利用网络传播迅速形成重大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起到聚焦放大作用,已成为当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共性特征,给政府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带来极大挑战。本文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聚散效应的表征,研究网络介入群体性事件的进程及其影响,从实战角度提出网络情势下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为网络时代政府应急管理决策和实战部门应急处置提供积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