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在闹剧和悲剧的背后(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十八年了，毛泽东同志去世也已十八年了。对于这场“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功过，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已经做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确如《决议》所说的，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无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还是对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来说，它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病重之际，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他对华国锋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     

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旨在解决中国革命的两大课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其实质就是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现实情况的本本主义”。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重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个《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６０年战斗历程，总结了建国后３２年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全面、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前进的方向。正如《决议》深刻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     

“文革”中毛泽东对已察错误的纠正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所犯错误无疑是严重的,而且终身也未能彻底纠正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是,10年之中,他对这场错误运动的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一直在反复思考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他既坚持了总体上的错误方针,又局部上改正了一些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另一些错误,客观上为党和国家在以后纠正“文革”根本性错误准备了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10年中,尤其是     

党内不能形成贵族阶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他要求“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这与毛泽东的治党思想一脉相承。     

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事后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全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是怎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呢？下面，本文就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尝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现已被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正式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     

在闹剧和悲剧的背后(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遗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否定的。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常来严重灾难”。只要亲身经历过这场动乱的人们，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我们通过十年的挫折，终于分清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懂得了什么是应当做的，应该怎么做，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不应该怎么做。可以说，全党、全体人民受到了一课深刻的教育，从而更加成熟了。…     

灾后重建的“实干家”

“在这场抗击特大泥石流灾害的斗争中，镇党委、各基层党支部、各位党员成为大灾中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使我们党的形象又一次在群众中得到升华。”汶川县映秀镇党委书记廖军说。     

编写“党史专题”的若干体会

1996年,组织上调我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当地“文化大革命”史专题。我感到责任重大。“文革”10年,我亲历那个年代,也深受其害。现在要来总结这段历史,还心有余悸。但是,我是一个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写好这段历史,不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吗?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对“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撰写“文革”史,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     

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作风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毫无疑问,按照《决议》的精神去办,改变思想战线涣散软弱     

彻底否定“文革”是辩证唯物主义否定观的根本要求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但是,在整党中,有的人仍然千方百计地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辩解,他们祭起的法宝之一就叫做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

历时１０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周恩来在这场内乱中以“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维护党的团结，维系国民经济的运转，使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一定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①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指导经济工作的主要思想和做法是：一、强调既要革命，又要生产，经济基础不能乱，生产绝不能停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个口号。从…     

邓小平论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十四中会会通过的《决定人在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时指出：“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内容。学习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贯彻落实《决定》，具有极其深刻的启发作用和重大的指导意义。“制度是决定因素”。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卜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时，邓小平主张，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主席要负主要责任。“单单讲毛泽乐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①本来，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为何未能出席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有生之年，他出席了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而，1922年的中共二大、1925年的中共四大和1928年的中共六大，毛泽东却未能出席。后来，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上讲话：“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那么，这“逢双”的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毛泽东为何未能出席呢？     

邓小平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以此为标志,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纠‘左’工作的否定。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继续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力图把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再     

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逆流中的中流砥柱——读《周恩来选集》下卷札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他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周恩来同志可谓是“文化大革命”逆流中的中流砥柱,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取的不朽丰碑。《周恩来选集》下卷发表了他在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曾有过如下论断,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一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二是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三是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四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仅就发动“文化     

邓小平至深至诚的爱子心

邓小平对家庭、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内敛的。他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邓小平曾经说：“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邓林说：“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