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探析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参与治理意识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模式正面临发展困境,社区治理模式亟待创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台湾地区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台北市文山区忠顺里社区治理为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社区虽然力推民主自治,但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组织的影响,而只有后者的扶持,才能将自治推向深远;在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治理的效果和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精英式"的"领头羊"及其领头的能力;在处理社区矛盾过程中,社区同时拥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种不同的冲突协调机制。     

五里模式:政府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的新路径

在城市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动下,居民参与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居民参与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社区复合体嬗变背景下的社区城市管理困境与纾解之道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的显著增长,社区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凸显,当代中国社区既不是"共同体"亦非"行政单元",而是遵循其历史发展脉络形成的"复合体"。社区城市管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社区城市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对社区"复合体"的认识缺失和功能受限有关,特别是由社区城市管理的服务功能受阻与管理逻辑缺失以及社区城市管理的社会功能受阻与生活逻辑缺失造成的困境。从当代中国社区"复合体"特质入手,应当在社区城市管理中紧紧依靠强化党的建设、扎实改革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功能纾解困境,满足社区"复合体"发展的要求,实现社区城市管理的善政。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与博弈——基于云南昆明的调查

本文在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做出的重大决策和2018年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背景下,昆明市官渡区、呈贡区等各区县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研究在合作与博弈的视角下,通过对昆明市三个区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进行调研,从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博弈关系及困境成因及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关系互动策略进行探究。     

民族院校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民族分布和交往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多民族社区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期,形势和环境复杂多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格局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居民组织等多元主体都参与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居民利益最大化,但目前我国城市多民族社区发展尚未成熟,居民很多利益诉求还得不到满足。同时,多民族社区的治理仍然面临着社区工作者人员不足、社区凝聚力不强等难题。作为城市多民族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院校,她可为社区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人员支撑、智力支持,从而使民族院校的主体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公权力与民间社会在两岸治理结构中的关系探讨

尽管公权力和民间社会在两岸治理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功能,但两岸关系仍停留于不完全治理结构阶段。这种不完全治理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主义主导两岸治理、两岸人民参与治理的两个"极端"倾向以及跨域治理中公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不信任与失衡。要实现两岸合理治理结构,需要树立"主权在民"治理理念,积累社会资本,发挥民间社会治理的效用以及建立公权力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

新媒体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既是对"微治理"场域下新媒体功能的多维审视,也是以新的媒体技术与互动传播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的渠道探寻。基于新媒体与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契合维度,提出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实践路径,包括以新媒体拓展城市社区"微需求"表达渠道、以新媒体形塑城市社区"微参与"协商空间、以新媒体优化城市社区"微项目"运行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村民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基于江苏和贵州农村的实证研究

在现代化发展大潮中,村民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都受到利益的诱惑,面临新的挑战。调查发现,一方面,村民对社区的行为认同度较低,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度较高,但二者均处于"认同"的状态。另一方面,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较高,志愿主义参与意愿也较强,但村民之间的私人网络参与并不发达。多元线性回归表明,村民社区认同即行为认同和情感认同与村民社区参与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inary Logistic回归则显示,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村民社区参与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对提升村民社区参与水平有重要的帮助。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基于作为新解释范式的社会资本视角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理性选择范武和新制度主义范式等都未能完全地诠释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而社会资本的解释范武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与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培育城市社区中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建立公民参与网络成为生产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村改居"社区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处于城市边缘地区或者被城市包围的农村社区变成了"村改居"社区.这些"村改居"社区"非农非城""亦乡亦城",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最集中、矛盾最突出的地域,为社区治理带来诸多问题.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居站分设"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影响,试图为寻找这类特殊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途径提供理论参考.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研究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由此需厘清社区党建、基层政府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三个政策领域的关系,梳理典型建设成果,校准前进方向。其中,党建领域保证政治引领和组织力建设;政府治理须梳理政社关系,提升治理效能;社会领域依法有序协商、激发社会内源活力。党政社三领域深化改革、推陈出新,才能完善党建引领、政社协同、百花齐放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伟业。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