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兼论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

公共危机成为转型社会的一大现实问题。但是,"社会转型"并不应成为解释公共危机的灵丹妙药和通俗处方。实际上,诸多案例表明,信任缺失亦是公共危机的深层缘由。无论是政府起源理论还是现实客观场景都表明,政府信任缺失可以看作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信任之所以流失,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当、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体制、刻板的公众认知、悖论的公共期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流失的信任自然需要重构。对此,规范制约公共权力,构筑信任的外围环境;推进合作治理,搭建信任建构的重要平台;培育公共精神,夯实信任建构的社会基础是至少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政府危机公关探析

全球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共识,风险管理包括政府危机公关成了政府管理的一个核心使命。政府危机公关的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跟踪危机进程、把握舆论导向和搭建社会平台。政府危机公关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的矛盾的化解,本质在于信息的传播沟通。对于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孽生风险,政府危机公关的意义可以从行为层面、性质层面和价值层面得到显现。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探析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基础的治理与自治的关系、以政民良性沟通为特征的合作性伙伴关系以及以网络监督常态化为特征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忽视公众需求,过度干预社会;公民意识薄弱,公共利益代表缺位;政民缺乏良好的沟通,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因此,需要从社会、公民与政府三个层面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公民要培育自身的公共精神、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社会要大力培育建立社会激励机制、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政府要大力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完善网上信息公开制度、健全社会安全阀制度.     

我国公共危机信息公开的跨界合作机制研究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时代,对公共危机信息的管理,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随着新媒体的日益发展,公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来源于政府,可以通过更多样化的途径来掌握信息,了解实情。因此,公共危机信息的公开需要在多元主体之间寻求跨界合作,政府则应予以充分的关注以及在跨界合作中扮演协调者这一角色。     

公共危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因其权威性、资源的优越性以及自身的使命理所当然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但是,日益复杂、影响日趋广泛和严重的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使世界各国政府深感力不从心,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社会,希图从社会寻求力量。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有的优势便悄然进入公共危机治理队列中,并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重要同盟军。本文试图论述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关系。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危机管理是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较大发展,但公众参与的偶发性、无序性特征依然比较明显,同时政府动员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意识也较为淡薄,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的地位、途径和权益.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市民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公众参与意识根基薄弱,二是我国社会缺乏发育成熟的民间组织,公众缺少有效参与的途径.解决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是增强公众危机参与意识,提升社会自我救助能力,其次要积极发挥民间组织力量,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再者健全公众与政府沟通渠道,保障危机事件信息通畅.     

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危机公关

“9.11”事件标志着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危机对于政府的形象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的审视,对政府自身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政府形象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政府危机公关应运而生。危机事件的特点和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危机公关的特征。政府危机公关是建立在法律、技术、管理和社会4个支持平台上,在危机的预备期、冲击期、恢复期3个阶段从信息、行为、心理3个方面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公共危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因其权威性、资源的优越性以及自身的使命理所当然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但是，日益复杂、影响日趋广泛和严重的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使世界各国政府深感力不从心，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社会，希图从社会寻求力量。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有的优势便悄然进入公共危机治理队列中，并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重要同盟军。本文试图论述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关系。     

公共话语危机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政府官员话语失范现象频发,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并导致政府公共话语危机发生。表面上,公共话语危机是政府官员言语的失范,但从深层次看,公共话语危机反映了封建社会特权思想的遗毒以及制度设计中权利与权力的失衡。公共话语危机的蔓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执政党的威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善治的角度化解公共话语危机,一方面要强化对公权力的规制,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和范围;另一方面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执政党的科学、民主执政能力。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正确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信息公开: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有效选择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在科技高速发展、人类不断进步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公共危机的爆发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到处都隐藏着导致各种公共危机的导火线,而每一个公共危机的爆发都会给公众、社会、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要及时、准确、充分地向公众公布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提高公众的信息承受能力,使公众做出理性的判断,从而避免由于不知情带来的混乱和更大的危机。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研究——开放系统理论的视角

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来推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进程,是摆在区域政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在实践中遇到多种障碍因素,借鉴开放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多元主体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可以从政府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推进。政府间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有赖于健全的信息沟通制度规范体系、网络型的信息沟通体制、完善的责任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机制的顺畅,则取决于信息沟通主体沟通能力的提升、畅通的多中心信息传播渠道、完善的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等。     

论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其实质上是公众在信息不完整或结果不确定的条件下,对政府能否通过危机决策提供给公众安全所持有的一种合理期待与信心,这种期待与信心构成了人们在危机中交往的基本情境。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着诸如决策机构分散、权责不清,决策信息系统不完善,决策主体能力与水平不高,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影响公众信任的因素。因此,政府要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危机决策体系,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政府的公共危机决策。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从协作向合作的嬗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一种可能。网络公共领域的"去中心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建立在传统"中心-边缘"架构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凸显不足。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传播路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网络民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发布者,控制导向式的管理行政日益式微,官僚制下的"分工-协作"凸显治理失灵,这就需要一种超越控制与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合作治理。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根据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来考虑,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沟通障碍及其消解

中国已经步入了崭新的网络时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大量不和谐因素使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面对网络舆论危机,各级政府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与网民展开理性的对话,进行有效沟通,对网络舆论危机的消解将大有裨益。遵循沟通的特点及其规律,政府应当在树立以网民为本的沟通理念、增强网络危机的沟通技能、提高网民的沟通能力、培植网络危机沟通的中介力量以及推进网络危机沟通的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构建起有效的网络危机沟通机制,在新的高度上重构政府与公众间合作与信任的关系,促进网络舆论危机的顺利解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基于网络媒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仿真和管理对策研究

危机信息的健康传播在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中至关重要。为了研究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特征,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指导,利用多主体建模方法,基于Repast平台模拟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媒介中的传播过程。通过模型仿真我们发现突发性公共危机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生命周期现象和群极化现象;并且分析比较了各主体属性在不同参数值下的演化结果,探寻危机信息传播的有效方法,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以期有效控制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环境的恶性传播。     

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途径与策略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进程,电子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电子治理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在变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为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笔者在回顾和梳理电子治理和政府信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三种途径,即提高政府透明、改进服务效率和促进参与互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电子治理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核心,完善电子化信息公开,优化一站式在线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参与。